明末清初的“另类”文人典型——李渔心态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由于受到明代后期追求个性自由和宋元以来享乐思潮的双重影响,李渔形成了以闲适享乐为主的心性特征,一方面推崇情感解放,肯定人的自然情欲,大讲依红偎翠的浮华生活;另一方面李渔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士子,注重文学的劝惩与审美陶冶作用,积极进行戏曲小说的创作,形成沉沦与超越的双重品格,并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劝惩与享乐统一,雅与俗互动,多采用戏拟与反讽的叙事策略,所有这些,都是和他的心态有着密切的关联的。     

从上博简《民之父母》"五至"说论《孔子家语·论礼》的真伪

从"五至"说的比较来看,<孔子家语·论礼>篇"子夏侍坐于孔子"章与<礼记·孔子闲居>篇及楚简<民之父母>篇所据祖本不同,<家语·论礼>篇所记更真实,更符合原意,并非抄袭<礼记>而来.     

论儒家“中和位育”伦理观及其现代价值

“中和位育”是儒学体系中具有统摄性的伦理观念,它集天道观、人生观、方法论和实践理性于一体,逻辑架构出了儒家伦理的核心体系,不仅构成了儒家最高的价值准则和道德标准,而且反映了儒家伦理的深层次本质;其内部各个部分彼此制约、相互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涵盖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诸多问题域,表现出多方面的伦理价值,也为我们今天的伦理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严肃其里,滑稽其表——《登徒子好色赋》的角色和主题

《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是宋玉表达“讽于淫”的主题的系列作品.《登徒子好色赋》是由登徒子和宋玉共同执导和表演的意在讽刺楚顷襄王的准俳优戏.它所揭示的既不是登徒子好色,也不是宋玉好色,而是顷襄王好色.此赋不像《高唐赋》“曲终奏雅”,因而其旨意十分隐蔽,但如果明白了登徒子就是唐勒(宋玉的好朋友)这个关键,那么其隐蔽的旨意便能揭示出来.     

《世说新语》不是小说

《世说新语》所记内容属于历史事实 ,其中的史料被《晋书》和研究魏晋史的今人大量采用 ,该书的内容既不属虚构 ,也没有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 ,因此《世说新语》不属于小说 ,而属于史料笔记或史料笔记文学     

王渔洋的《题辞》与余秋室的佳《序》——谈《聊斋志异》的“独创性原则”

渔洋老人为《聊斋志异》的《题词》,揭示了作品的"总体特征"。百年之后,余秋室之佳《序》,有如《题词》之注脚,全面而深刻的阐释、发挥了《题词》的思想,指出了《聊斋志异》何以"厌作人间语"爱听鬼唱时"。而这一点,作为《聊斋志异》的思想与艺术的"总体特征",正体现着文学的"独创性原则"。     

对知音故事的文化再阐释

知音文化是湖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情感力量。然而,历来对于知音文化的理解一直停留在知音故事层面,未能进一步深入。事实上,知音文化与楚地的风俗民情以及道家自然哲学之间具有深刻的渊源关系。时至今日,知音文化仍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与普世价值。     

从释义到推论——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史料解读献疑

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重构两宋（尤其是南宋）政坛面貌,旁征博引,新见迭出,深得学界好评。然而通读全书,作者对若干史料的运用,似不无令人生疑之处。书中史料处理的疑点。主要可分为：字词含义、语段脉络、史料性质、推论程序四类。     

中华报派及其村治思想

中华报派是民国时期以米迪刚为首、以北京《中华报》为纽带 ,对乡村自治问题较早予以关注并系统思考的知识分子群体。192 4～ 192 5年间 ,它从儒家文化的视角大力阐扬村治 ,制定了一套以村治为核心的国家与社会建设方案。虽然它为此奔走呼号未得结果 ,并很快解体了 ,但其与后来村治派、乡建派一脉相承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教育与娱情:中外戏剧价值论永恒的内部角力——以曹禺剧作批评史为中心

“戏剧何为”是曹禺剧作的批评者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耐人寻味的是,在不同历史阶段,研究者们于曹剧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之间总是有意无意地突出一方而非等而视之——要么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要么将一方视为另一方的附属产品.这一现象首先与曹禺在个人创作倾向和时代、社会要求的冲突中所生发的价值犹疑有关——作者在“教育”和“娱情”两大功能之间的摇摆直接导致了其剧作价值倾向的模糊.更进一步说,由于戏剧自身的艺术特性及其不同于其他文类的受众特征,“教育”和“娱情”之间的角力始终潜隐于古今中外戏剧价值论内部,曹剧中两大功能之间的“暗斗”恰是其具体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