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二程相关的几点哲学思想及史料问题之辨析--兼评葛瑞汉书中的一些观点

分析了二程思想倾向之异。程颢主德,追求超越的宇宙人生之道德价值。程颐侧重主知的格物致知,把握事物现象中之必然性。二程的天理(理)既是宇宙中人与物本身皆内在具有的超越的道德性的绝对,又是天地间事物本身客观的自然规律之理。大程的识仁倾向前者,小程的格物注重于后者。文章认为周敦颐、张载、程颢、胡宏等人的性说是性善论的一种,张载有明显的虚、气二元倾向,对《粹言》的编者为谁,及张载和程颐的语录中分别混杂有对方语录等问题作了考辨。     

突破与创新——论郭玲春新闻作品的文体特质及贡献

在新时期的新闻文体发展中,新华社记者郭玲春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她在"追悼会新闻"和会议新闻的写作中,率先突破"新华体"的僵化模式,拓展了会议新闻写作的新途径,并逐渐在新闻写作中形成了其与众不同的个人风格,由此奠定了她在新时期新闻文体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引领了新时期的新闻写作改革。     

新中国60年劳伦斯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中国的劳伦斯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起步,自80年代起走向繁荣。在80年代,劳伦斯笔下的性描写是学者关注的中心,也鼓舞和启发了中国作家对人性的深入探索。90年代之后,中国学者对劳伦斯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对其创作中的工业文明与大自然的冲突主题、两性关系主题、死亡与再生主题,非理性心理描写、原始主义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探究,也对其作品中的象征隐喻手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精神分析、生态批评、比较文学,以及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叙事学、伦理学批评等研究方法,都应用于劳伦斯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另一方面,中国的劳伦斯作品翻译良莠不齐,研究的低水平重复、缺乏学术规范现象也十分严重。     

抗战时期老舍结社及任职考

老舍的文学生涯,除创作大量小说、剧本、散文以及曲艺作品外,还曾先后加入许多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团体和组织,相继担任一系列不同的职务。本文考证了老舍抗战时期结社及任职情况     

新中国红学研究六十年

通过对新中国六十年红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可以发现社会历史批评派、索隐派、考证派等诸种学派的学术特征以及"泛文化"倾向在红学中的表现,在指认上述批评范式不同程度遮蔽了<红楼梦>审美视线因而其诠释维度有限的同时,也应当肯定它们在红学发展史上曾起过的作用,由此可以对红学的突破契机、发展前景进行期待性的展望.     

清代礼学研究的特点

清代以来,移风易俗成为儒者的新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礼学逐渐兴起,并迅速以狂飚之势披靡天下,挑战程朱理学。清代礼学的研究以考证为基础,以经世为目标,体现出考经求礼、循器明礼、以情释礼、因事研礼的特点。礼学家们藉考证以明礼意、达人情、经世用,使礼学在清代达到了一个鼎盛的局面。     

汤普森“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与范式

作为理论的"文化唯物主义"是汤普森在探索马克思主义英国化过程中,基于自己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反思和历史研究实践,形成的一种主要适用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作为范式的"文化唯物主义"是奠基在"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人民历史"观念和超越资本主义的乌托邦议程这三个支撑点上的,它具有两种基本作用:真实的经验整体的倾听和再创造;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分析与评价。     

"跨文类写作"现象批判

"跨文类写作"现象内涵理解上的分歧,主要包括三种观点:文类"陪衬"观、文备众体观、复数归类观。本文通过文类与后现代主义两者之间逻辑的和历史的互动关系的演绎,提出跨文类写作是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策略,是后现代主义所选取的文学理论主张之一,是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品质在文学创作上的理想反映。     

新目录学派志:英国文学考据的兴起与没落

通过介绍以沃特·威尔逊·格雷格爵士为代表的目录派三杰,在对文学文本基本物质形态从手稿到印刷文本辨伪和考证批评的基础上,经过厘定文本讹误和四次重要的学术论战,确立了作者的神圣地位,让文学成为绝对科学化的大学学科,但新目录派最终却退出了现代西方文论思潮。观照几乎同时产生于印刷术所带来的学术分裂期的中国乾嘉派,它能够客观对待经学作者,并形成了系统的治学方法,从而稳步发展为今天的朴学大潮,在此视阈下分析并阐明新目录派无法形成体系的原因,恰在于其过分强调科学权威性而漠视了文学本身的独特因素造成的方枘圆凿,藉此提出中国治学方法借鉴于西方文论批评的可行性。     

Using journal articles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quantification in national sociologies

The methods used when samples of journal articles are treated as the basis for measuring levels of quantification in national sociologies are examined. The data come from every identified example in English. It is found that operational definitions of ‘quantitative’ vary, while ‘qualitative’ work is characterised simply by the absence of sophisticated quantification, which is sometimes taken to imply quantitative incompetence rather than methodological choice. The articles used as data on the state of a whole national sociology are usually drawn from elite general journals in which many sociologists have never published, and ignore the authors’ national backgrounds and publications elsewhere.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a gap between concepts and operational definitions which it would be desirable to f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