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调查应重视对企业的非财务因素分析

文章通过对企业信贷调查中财务因素和非财务因素两种不同分析方法的比较,论述了非财务因素分析对当今银行信贷管理和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对非财务因素分析的主要内容及其方法进行了阐述。     

环境要素禀赋和可持续性贸易

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深入,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结构的不可持续性日益显现,环境因素已经成为影响国际贸易面貌的一个新的变量.一国的要素禀赋体系中应包含环境要素,各国环境要素禀赋和环境标准的差异性共同形成了环境比较优势,充分考虑环境要素禀赋的国际贸易才是可持续性的.     

中国农垦全要素生产率的随机前沿分析

文章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2001—2006年中国农垦一、二、三产业投入产出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根据回归结果,把农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前沿技术进步、相对前沿技术效率、规模经济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进一步分析发现：要素投入增长是农垦产出增长的主要视力来源,农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产出增长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农垦前沿技术进步显著,是农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二、三产业相对前沿技术效率的恶化是阻碍农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障碍。     

物权行为论

当前,物权行为理论有三个问题需要深入探讨:(1)概念上,登记或交付应为物权行为的生效要件。法定的登记或交付方式是为对物权行为效力予以干预和评价,而法律行为成立采自由主义,所以登记或交付应为其生效要件。(2)性质上,物权行为应为独立的法律行为。物权行为中存在着独立的、客观的意思表示,故可以并应适用法律行为的一系列规则。(3)关于物权行为的有因性或无因性,本文主张物权行为应采有因性,这样才符合法律的公平正义观念。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有因性并存并不矛盾,物权行为无因性保护交易安全的功能可由公示公信原则代替,而公示公信原则与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并无实质联系。     

兵团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该文通过反映金融业发展水平的8项因子,构建兵团金融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03—2012年兵团金融统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兵团地区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研究发现,兵团金融服务业水平相对落后,但总体呈现增长趋势;2003年后兵团金融业人力资本投入及保险业的发展是拉动当期金融发展的主要动力;2009年后,金融发展速度较快,金融产业结构成为金融增长的主要动力。     

山东省粮食生产波动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在考察山东省1983～2004年粮食生产变化情况的基础上,用基于时间序列的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影响山东省粮食生产的因素。认为山东省的粮食生产波动主要是由生产要素投入、市场、气候以及政策等因素引起;模型的回归基本上反映了各个变量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程度,其中生产要素投入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影响程度最大。     

孝的观念与唐代家庭

孝观念在唐代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将世俗的道德规范明确界定为法律规范 ,使礼入律法 ,刑惩非孝 ,以强制性法律手段迫使人们遵从孝道。唐代的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 :家庭关系中家长权利强化 ;子女对家庭义务呈多样化发展 ,且具有了明显的强制性特征 ;家庭规模趋于扩大及同产共居式大家庭的制度化。     

要素错配对中国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对2000-2017年中国水稻、小麦和玉米等三类粮食作物TFP进行测算,并在构建要素错配指数的基础上,对单位规模土地上投入的劳动、机械、化肥和种子等4种要素错配对粮食作物实际TFP增长率的影响进行时空差异分析。研究结果显示,2000-2017年粮食作物的实际TFP增长率平均为2.24%,有效TFP增长率约为0.73%;狭义技术进步对TFP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减弱,要素配置效率的优化对TFP的提升作用在增强;劳动投入过度比较突出,是引发粮食生产要素配置不优的主要原因;从空间区域来看,东部地区要素错配程度相对较低,西部地区相对较高;中部地区粮食作物的实际TFP增长率对要素错配的敏感度要强于东部和西部地区。     

郑玄礼学的"非学术"意义

以礼学为主干的郑玄经学常常在学术史研究中被认为是“ 纯学术”，可是经学自确立地位以来，就是一种政治统治学说，这是不容否认的。产生于一 个特殊时代的郑学，为什么就只是“纯学术”？这问题在近年的经学史研究中已经有人提出 疑义，但还缺乏专门的研究。本文从郑玄礼学的历史依据、现实针对性和以《周礼》为核心 的政治意义等几个方面探讨郑学的所谓“非学术”意义，以就教于方家。     

中印经济增长差异的“近因”分析——基于劳动增进型产出分解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原因的解释,采用劳动增进型生产函数对198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产出进行分解,分阶段考察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两国产出的贡献程度,指出两国经济增长率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全要素生产率,而这一差异又与中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