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人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对于党项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形成,传统的说法是根据极其有限的范例,认为是在氏族部落及其联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即是在氏族部落的废墟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论证了党项民族是直接在宗族部族的新基础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在西夏国建立之前,《宋史·兵志五》就详细记载了党项人处在宗族如林的宗族部族发展阶段。最富强的拓拔——李氏宗族的几代人,利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实现了统一党项和建立国家的任务:利用中原王朝的加封在其民族中树立起任何势力也代替不了的威信与地位;用姻亲关系联络强宗大族以加强同各宗族部族的联系;“委豪右分统其众”,“以兵法勒部众”,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变宗族部族首领为国家官员、变宗族部族武装为国家武装的金钥匙;用官爵、钱物笼络各宗族部族的大小首领为其保卫国家和统治人民服务;用首领子弟组成“六班值”亲军来控制各个宗族部族组织;向各宗族部族的人灌输儒家思想,使其忠于皇族;用宗族部族制宗族部族,以巩固皇族对全国的统治;善于处理与宋、辽的     

清末新政期间的"筹蒙改制"

本文探讨了清末新政期间的“筹蒙改制”问题 ,指出 :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后 ,加强了和中央各机构的联系 ,多次对蒙古各方面情况进行调查 ,推动了蒙古地区新政的开展 ,特别是在维系蒙古王公和清朝中央政府关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而这在当时的情况下 ,对维护国家统一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阿尔泰办事大臣和内蒙古地区一些州县的设立 ,对蒙古地区开展新政以及防止沙俄入侵起了积极作用。     

跨文化科学传播中知识的“地方性”再建构--以《浑盖通宪图说》与《同文算指》的编译为例

科学知识的“地方性”不仅指知识产生、形成以及辩护的“地方性”,还应包括科学知识在跨文化传播中所渗透的诸如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地方性”。李之藻所处的社会文化传统,所持的文化立场以及其自身的知识储备与科学素养都影响到其对《浑盖通宪图说》与《同文算指》的选构与编译。因此,科学的跨文化传播是一个知识在“地方性”因素参与下的再建构过程。这一再建构过程说明“中心—边缘”式科学传播模式是有失偏颇的,同时还反映出儒家文化在学习与接受异质文化中呈现出的某些特性。     

李金发诗歌之符号学阐释

李金发诗歌是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其诗歌因语言和意象等形式方面的奇崛怪诞而备受争议。符号学强调文本间或系统间的沟通,因而通过解读李金发诗歌之构成语码,探索诗歌之潜在层面,可寻求其诗歌的深层意蕴。这一阐释模式对解读李金发诗歌可谓是另辟蹊径。     

试论《离骚》中的多元文化影响

《离骚》是时代的产物，是楚文化的产物，但更深入一层看，它是整部上古文化的产物，是千百年来四方百族多元文化交融汇聚的结果。东南西北各方文化在楚国这块土地上碰撞、融化，造就了楚文化的独特魅力，也造就了《离骚》独树一帜的多元文化色彩。反言之，《离骚》也映证了华夏上古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多元性。     

李贽《老子解》的“无为”思想

本文论述了李贽《老子解》的基本思想,分析了李贽学老解老的思想基础和对老子“无为”思想重新诠释的内容,并探索了其从传统的“无为而无不为”得出“无不为而无为”结论的思想历程。     

魏晋南北朝文论中的"丽"及相关范畴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丽"(包括"华"、"艳"、"采"、"绮靡"、"妍媚"等)被看做是诗、赋及其他所有文章的一个重要特征,尚"丽"成为一种审美风尚.这一风尚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但一味地追求"丽",也使文学创作产生了一些流弊,"丽而不淫"、"辩丽本于情性"即是对一味尚"丽"的矫正.     

先秦两汉时期古典美学"丽"范畴论

"丽"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贯穿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整个历程.先秦两汉时期的"丽",尚处于孕育和萌芽阶段."丽"在先秦时期作"形容词"、"数量词"、"动词"等属性论初具审美内蕴,但基本上未有意识地被纳入艺术审美视野."丽"在两汉时期文论视野中,在"文体论"、"鉴赏论"等层面,表现出审美质性,但几乎都是文论家们自发地对之理性把握,揭示的也是一些表面的、直接可感的审美属性,并不具备多方面审美内涵.     

李白《大鹏赋》系年考

《大鹏赋》是研究李白行踪的重要之作。《大鹏赋》系年历来说法不一。从李白和司马承祯的行踪与交游来看，此赋当作于开元十四年春李白商游夔州返回江陵之后。     

《红楼梦》茗烟与李贵形象比较研究

茗烟与李贵是《红楼梦》中一对互相映照的奴仆形象。从他们的出身地位、性格特征、对贾宝玉的作用和影响等方面的对比中可知,茗烟出身低微,但聪明伶俐、善解人意,对宝玉追求精神自由、形成叛逆思想起着重要的催化作用,故深得宝玉信赖;而李贵出身根基较好,老成稳重,自觉负责,但略显粗俗,对宝玉起着规劝、制约的作用,因而不得宝玉之喜欢和信任。他们的存在,是对贾宝玉的思想性格和艺术形象的深化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