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作为西安简称的合理性

在梳理古代雍州历史沿革的基础上,结合现今西安市的地理区位与国家政策层面的战略预期,探讨了雍州与西安在政治地位、地理区位等方面的耦合度;同时,参考“雍”字的字义、唐长安城的平面布局、当前西安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和拓展水域环境的举措等因素,认为“雍”作为西安的简称,有较大程度的合理性。     

从“边界冲突”到“关系自觉”—论费孝通如何用“场”修正“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原本是费孝通概括中国传统社会亲属关系和社会结构形态的理论工具,也是分析中国人“群己之别”、“圈层意识”的“私”道德的功能概念,更蕴含着人际关系紧张、秩序隐患和边界冲突等负面影响。利用“场”的扩散、交叉性和非边界、融合等特性,来补充“差序格局”,既是费孝通晚年对差序格局内在“推己及人”达成“和”的社会秩序的文化反思,也是对消除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隔阂,实现关系自觉的实践关怀。中国人际关系结构的“差序”和“场”二重性,行动者“差序”和“边际”的双重人格,构成中国人际关系交往的实践逻辑,也是费孝通用“场”补充“差序格局”的理论启示。推动费孝通借助“场”来补充和修正“差序格局”的文化意义和研究范畴,仍需进一步开掘。     

“罪己”并非悔过———由汉代诏令看“罪己诏”的界定

关于汉代罪己诏的含义,学界众说纷纭。对现存汉代罪己诏进行考察可知：其颁布与皇帝因自身过失而主动承认错误没有必然联系,它实质上是皇帝以罪己为由,通过宣扬浓厚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以塑造德行神圣的皇帝形象并维护皇权的产物。狭义的“罪己诏”以罪己作为诏令的核心内容;广义的“罪己诏”则只是使用了一些罪己套语,为诏令的官方表达提供了一种范式而已。从内容来看,罪己诏又可分为责任型罪己和悔过型罪己两种类型,前者的数量远大于后者。     

中唐之后的长安与江南

中晚唐时期,南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北方,长安逐渐以江南为根本。历史上的“江南”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较确切的江南概念到唐代才最终形成。唐代中后期的“江南”有广狭两层含义,广义指贞观十道中的江南道;狭义的“江南”,即唐中叶的“江南东道”,以今苏南、浙北为中心。富庶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生存粮仓,“军国费用,取资江淮”;美丽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避难港湾,“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文化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人才摇篮,“当时东南多才子”,即所谓“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     

论蒋介石的民众观

所谓民众观,是指对民众的认识、看法和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理论、方针和政策。着重探讨蒋介石的民众观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主要内容和实践状况。由认识到民众的积极作用,到着眼于对民众的改造和教育。不同时期蒋介石的民众观是不同的。总之,蒋介石的民众观是矛盾的,它承继了儒家思想的君民观,有其理性的一面,但又是专制的而非民主的,且带有浓厚的党性色彩。     

喻昌论燥——西北燥证治法相关文献研究

"西北燥证"是以新疆为代表的西北地区感受燥邪为主的多发性疾病,表现症状为口鼻、咽喉、肌肤干燥,干咳,烦躁,易诱发多种过敏性疾病的中医证候.喻昌秋燥论学宗经旨,会诸家之说,通过对其燥证认识的分析,发现秋燥论为因燥邪引发的西北燥证提供了广阔的辩证论治依据.     

汉长安城对秦都咸阳的继承与创新

"汉承秦制"反映出汉王朝对秦的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反映在秦汉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都城建设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汉长安城本来就是在秦都咸阳渭河以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毫无疑义地要受到秦都咸阳的影响。但汉长安城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继承,在继承中求改革,求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对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流散文学”视野中的张爱玲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当一群跨界男作家还在城乡之间进行文学往还时,张爱玲实质上已经悄悄步入后来称为＂流散写作＂的行列。以香港为背景的流散元素,深刻影响着张爱玲的巅峰创作,即通过宗主国边缘男性对中国封建边缘女性的拯救母题,成功摹写了那时代＂女/男＂、＂弱/强＂、＂中/西＂等一系列内在同构关系的剧烈共振下,女性生存的＂丛林规则＂。张爱玲一贯的爱情悲剧在流散元素之直接影响下,形成＂反向对位＂,增加了新的维度与深度,达到文化人类学与文化社会学叠合的真实。     

张学良口述历史中的历史文化观

张学良自幼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到青年时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他自己认为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晚年在接受访者访问时,他谈到了传统文化,认为是宋儒理学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谈到人生的意义时,强调人要有理想信仰,没有理想信仰就没有根。在谈到做人做事时,他说要尽力想到他人,要凭良心。在谈到他追随蒋介石"剿共"时,他说国民党不能战胜共产党的根本原因,在于民心的向背。在谈到他在囚禁期间研究明史问题时,他说是想通过研究明清历史,探索中国由盛转衰的原因。     

反父权的女性书写——张爱玲小说女性主体的叙事策略

张爱玲的女性意识非常强烈,其女性主体意识自然流露于文本之中。她始终忠于自己的女性特质,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从身边琐事取材,写家庭、爱情、日常生活,还原女性的历史真相,揭示出女性的空洞与荒凉。本文试从张爱玲的叙事策略入手,分析她如何在小说文本中表现女性主体性,从而实现其反父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