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的张爱玲现象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张爱玲热”,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学术研究和文学欣赏的通常情形,成为了一场较大规模且持续不断的以张爱玲为品牌为文化符号的消费活动。创作名家变成了文化明星,文学名作变成了市场精品,欣赏张爱玲变成了消费张爱玲。过渡“消费”张爱玲的结果,是张爱玲被平面化、庸俗化。     

张学良西北开发思想及其启示

张学良不仅是一位爱国将军,一位民族英雄,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先驱。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提出开发西北的一些设想,认为开发西北是复兴中国的基础,开发西北要革除私心,一致动员,借鉴美国的西部开发,同时要注意交通、环境、民族等问题。这些设想虽在当时由于缺乏现实条件难以实现,但是其现代化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仍有借鉴意义。     

长安形象在韩国汉诗中的接受与嬗变

定义超越城市实体的文学、文化背景中的长安形象,将其视为东亚汉字文明圈内的共同文化符号。通过考察朝鲜半岛历代汉诗中的长安形象,明确了韩国汉诗中用＂长安＂指代本国首都的用法始于高丽中期,揭示了韩国汉诗对长安形象的接受过程,并指出这种接受与高丽对唐宋＂中华意识＂的继承有着深刻的联系。     

《长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2012年主要文献计量指标分析

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以《长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2012年刊载的1 661篇论文为研究对象,统计论文载文量、基金论文比、第一作者职称和学历、合著率和合作度、稿源地区分布以及出版时滞等指标,从文献引证的角度反映其刊载论文的学术水平和期刊影响力,为进一步提高《学报》的学术水平和办刊质量提供一定的依据。研究结果表明：道路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是其载文的主要学科;载文量逐渐下降,论文质量逐步提升;高级职称作者群波动较大,中级职称作者群人数逐渐增多,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作为新生力量有所增加;基金论文比大幅增加;作者合著率与合作度较高;论文出版时滞逐渐缩短;期刊被引率、下载次数较高,高被引论文主要集中在优势学科,以研究型论文为主,综述型文章被引频次和下载次数较高。     

都市女性欲望的透视——张爱玲“香港传奇”与施叔青“香港故事”比较

张爱玲与施叔青分别在20世纪40年代与80年代创作了多篇以香港为题材的小说。她们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指出了都市女性苍凉的生存困境，并揭示了女性原始而又恒久存在的“原罪意识”。在物欲和情欲的支配下，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无法活出自我，逐渐沉沦下去。而施叔青小说中的女性虽然曾一度沦为物质的俘虏，但大多能走出来自省，从欲望中觉醒，获得新生。     

简论宋季遗民词对清代三大词派的影响

宋季遗民词将艺术手法与思想内涵完美结合,在唐宋词史上涂下浓墨重彩一笔,对清代词学亦产生重要影响。清代词坛三大主要流派即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他们不论是理论批评上还是艺术创作上都受到过宋季遗民词的影响,但其侧重点却各不相同。清代三大词派在对宋季遗民词的接受过程中,或是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或是倾向艺术手法的借鉴,或是推扬其思想理论,各取所需,借石攻玉,宋季遗民词对清代词学的发展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唐长安城坊市与雩禜空间

借助坊市南北门开、阖来求、止雨,是唐长安城内部雩禜祭祀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考古已证实皇城南所对36坊无南北坊门,故相对于他坊属于特殊的祭祀空间。由于朱雀街作为“御路”所发挥的内聚作用,此36坊的祭祀性质主要通过京兆尹组织朱雀街求雨徙市,以及止雨时太社、朱雀街、明德门一线上相应活动的展开作为主要体现,一定程度上更应视作皇城区祭祀空间的外延。长安城内此二类外部形态不同、祭祀性质相异的坊,共同组成雩禜祭祀之完整格局。     

张学良重视女子教育的举措及原因

张学良教育思想中,主张男女平等、注重女子教育的特点十分突出。主政东北后,张学良冲破禁锢,大胆发展女子教育,在东北大学各系招收女生,开创东北女子高等教育新风尚,创办同泽女子中学,并亲任董事长。他重视女子教育的原因既源于"西学东渐"带来的"兴女学"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倡导女性解放的时代背景和辽沈地区女子教育自身的发展,也由于他的教育思想具有时代性、超前性以及他自身振兴东北、抵御外侮、强国保种的思想。     

常乃德的史学观

常氏主张以哲学的眼光驾驭材料,区别历史和史学概念差异,用科学的方法、哲学的眼光和艺术的手腕撰写历史,把历史、哲学和史学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常乃德史学理论论述已多,但从他史学观中的几个重要概念的再探讨,可以加深对其史学理论的认识。     

孟知祥之顾命大臣的政治命运及后主前期的政争

后蜀高祖孟知祥临终时,选择了勋臣赵季良、赵廷隐、王处回、张公铎、李仁罕、侯弘实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尚当冲龄的幼君孟昶,此6人均曾为后蜀的建国立过不世之功。但孟昶即位后为了加强皇权,和旧臣展开了持久的权力争夺,导致了旧臣们政治命运的升降沉浮。他们或被杀或被罢（当然也有的得以善终）,直至完全淡出政治舞台;而孟昶则起用了一批毫无政治远见的新贵,他们的一连串的决策失误无疑加速了后蜀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