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株潭区域法治保障机制的意蕴与创新

法治是区域治理的关键。长株潭区域法治保障机制的理论依据为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范理论。针对目前长株潭法治机制仍以强化行政权层级运行作为主要抓手,缺乏相 应的法律法规规范机制,存在一些立法立规冲突和法治文化培育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提出创新长株潭区域法治保障机制应加强法规建设机制、健全立法协调机制、强化严格执法 机制、坚持公平正义机制以及加快法治政府服务建设机制。     

《周易》中的“主”及相关问题

“主”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主”是天道的代称,《周易》卦象中离、艮、震为“主”。“主”与“常”同义,《周易》卦象中兑、震、坎、离为“常”。商周宗法制社会中的贵族统治者也称为“主”,《周易》卦爻辞中“王”、“君”、“公”等皆与“主”同义。     

喻昌论燥——西北燥证治法相关文献研究

"西北燥证"是以新疆为代表的西北地区感受燥邪为主的多发性疾病,表现症状为口鼻、咽喉、肌肤干燥,干咳,烦躁,易诱发多种过敏性疾病的中医证候.喻昌秋燥论学宗经旨,会诸家之说,通过对其燥证认识的分析,发现秋燥论为因燥邪引发的西北燥证提供了广阔的辩证论治依据.     

中古“哥”父兄兼指的理据

现代汉语的“哥”指兄长，中古“哥”却兼有“父”、“兄”二义。两晋以降，随着汉民族与北方民族语言接触增多，本义为“歌唱”的“哥”被借用指称“兄”义。由于北方民俗生活的影响．“哥”同对兼有“父”义。后来，受社会制度和语言客观规律的双重制约，“哥”在后世主要作兄称。     

司马相如与长安文化

被誉为辞宗、赋圣的司马相如与长安文化呈现双向互动性。一方面长安文化玉成了司马相如，使他从纵横之士转变为辞赋之士，创作意识发生了转变；同时使其赋作具有儒家一统、帝王独尊的思想主题；长安文化的审美观念也使其赋作展现出一种大汉气象和大美风范。另一方面司马相如推动了长安文化的发展，他从长安文化的接受者转为传播者，扩大了长安文化的影响；赋作的重一统天下、重宏博气象进一步丰富了长安文化的内涵。     

论张爱玲小说的心理描写及文学史意义

张爱玲小说的心理描写特点在于：既通过传统手段表现人物的心理，又通过现代手法揭示人物的无意识；既纵向表现人物的心理流程，又通过参差对照的手法横向表现人物的心理变化；既描绘人物的种种变态心理，又刻画人物的性格分裂。其文学史意义在于：丰富了表现人物心理的手法．揭示了人性之恶和人的生存困境，透视出传统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人所背负的沉重精神负荷。     

哀矜而勿喜——论张爱玲作品中的"鸟"

“鸟”本性向往自由却飘忽不定,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处在有形无形的笼子中,这种特性使张爱玲频频将“鸟”的形象与自己笔下的女性暗合。张爱玲作品中对如“鸟”一样的女性命运的深刻体悟,既是自身生活经历和感情体验的一种回味与表达,也显示出她对女人的哀矜和同情,对人生的无奈和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生命理念。     

祖鼓：家人“哈戎”仪式的主导象征——以黔东南州黄平县枫香寨为例

象征人类学家在研究仪式的象征问题时,总会寻找处于核心、关键或主导地位的文化事项或文化元素,藉此来探讨和阐释仪式的象征意义。文章以枫香寨家人的＂哈戎＂仪式为研究个案,运用仪式主导象征理论,尝试探讨家＂祖鼓＂在＂哈戎＂仪式过程中的深层文化内涵与主导象征意义。     

袁昌英笔下的女性形象--立足于中西文化交融的管窥

出身于书香门第、又长期在教会和英法学校学习的湖南作家袁昌英,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一生交汇着欧、亚文化的思潮。从其戏剧作品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与再塑造中,我们可以探究出袁昌英是如何把中国与西方文化及文艺相融合,创作出具有个人特色的中国现代话剧。     

文学理论在西晋的新变——儒道调和——以“旁观者”葛洪为中心

葛洪以道教领袖、道教学者的身份,一方面挑战儒家伦理道德在文学理论领域的主流地位,提出＂文德钧等＂的儒道调和的文学创作原则;另一方面,从道教的宗教适用角度提出文章应有益于教化,从而与儒家主张的文章政教合一思想殊路同归。合上述两个方面观之,文学理论在西晋出现了新的变化——儒道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