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灵魂——陈忠实与柳青创作的真实性比较

真实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和灵魂，也是众多以现实主义为宗旨的作家努力追求的创作目标。在当代文学发展的不同时期，由于客观环境的制约和作家主观认识的差异，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在创作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作为“十七年”文学代表作家的柳青遵奉在先进世界观指导下的真实观，而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陈忠实更注重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去超越时代和政治局限，描写生活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追求历史的本质真实。     

朦胧的、不确定的救国理念——"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新式知识精英的初步反应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使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感到了严重的威胁。中国新式知识精英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作出了各具特色的应对,从总体上看,他们这时的救国主张还是较为含糊、朦胧的,但他们都在努力寻找救国的方案,开始认识到对人民进行启蒙、提高国民觉悟的重要性,从而开始了他们改造国民性的伟大工程。而在教育人民和启发青年觉悟的问题上,这时他们所崇尚和提出的,仍然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权学说,这也是他们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同路人的重要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成因

发生在1926年的北伐意义重大,而就在北伐出师之时,陈独秀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对北伐进行批评,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通过分析,陈独秀发表反对北伐文章的成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共产国际对北伐的坚决反对直接影响了陈独秀的立场;当时广州政府内忧外患,国共矛盾尖锐,是导致陈独秀反对北伐的客观原因;注重刷新国人思想,轻视军事行动是陈独秀批评北伐的思想根源。而与国民党分家的意图,促使陈独秀将自己对北伐的意见公诸于众。     

陈澧与汉宋调和

陈澧是晚清著名学者,所著《东塾读书记》,蜚声海内,享誉艺林。在晚清学术纷纭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秉承乾嘉学术优良传统,立足于汉学立场,以古文经学为主,融合宋学及其他,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提倡一种“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因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对清末民初的学界有重要影响。陈澧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     

陈献章与晚明文学思潮

陈献章诗歌真率洒脱、富有情韵,为长期沉寂的明代诗坛注入了一线生机。他论诗求真重趣,已为后来的公安派开启了先声。他的心学受庄禅影响,以致虚、自然和人格自觉为追求,容纳了一些情绪体验,与重性灵的诗学精神有相通之处。基于上述事实,我们说他为晚明文学思想揭开了序幕。     

为师忧道不忧贫--追念刘乃和先生

刘乃和先生执教五十多年,将毕业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为师忧道不忧贫"是她发自肺腑的心声,也是她一生的真实写照.刘乃和先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执著追求,默默奉献,淡薄名利,奖掖后学,甘于清贫,乐观豁达的不朽精神,值得所有"为师"者学习.     

蓝色舞者的孤独飞翔——陈染小说创作中的生命“残缺”意识

陈染凭借个体生命的体验,对人类精神与情感的"残缺"有着独特而深刻的认识,在她的小说中,充满了一个个因生命"残缺"而孤独、幽闭、叛逆的女性形象.这种生命"残缺"意识与女性意识、孤独意识紧密相连,她试图通过女性写作实现女性自我的确认,在孤独之中追寻灵魂的完整,探索人生的终极意义.虽然,她的小说因为性别的强调而突出了孤独,丧失了完整的生活空间,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女性生命"残缺"的执著抒写,使她实现了对"残缺"的认同与自我的承担,实现了女性灵魂的飞翔.她笔下的"残缺"也因此化作一种苍凉、旷远、永恒的美.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重评陈独秀大革命中的纠“左”问题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三次纠“左”皆是无可厚非的。国共两党关系过早的破裂,主要是由于工农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激化了两党矛盾。而大革命的失败,关键在于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陈独秀的右倾,不在于对“左”倾现象的纠正,而是不敢组建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中。只有以军队领导权、统一战线、群众运动为序处理好三者的关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汉唐之间袁氏的政治沉浮与籍贯更迭——谱牒与中古史研究的一个例证

汉唐之间,汝南汝阳袁氏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籍贯更迭:一次是由陈国扶乐变为汝南汝阳,另一次是由汝南汝阳变为陈郡阳夏。东汉一朝,汝南汝阳袁氏四代在政治上持续发展,并超越陈国扶乐袁氏,成为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汉末袁曹相争,袁绍、袁术兄弟落败,汝南汝阳袁氏迅速沉沦。与此同时,陈郡阳夏袁氏则与新皇权建立起特殊的关系。魏晋南朝频繁易代,他们的政治地位得以蝉联,并最终压倒汝南汝阳袁氏,成为袁氏的正宗所在。南朝后期与王、谢、萧三家并列侨姓之首的袁氏,正是陈郡阳夏的一支。此例说明:中古士族身份的变化,也会反映在谱牒之中,甚至造成他们籍贯的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