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之间袁氏的政治沉浮与籍贯更迭——谱牒与中古史研究的一个例证

汉唐之间,汝南汝阳袁氏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籍贯更迭:一次是由陈国扶乐变为汝南汝阳,另一次是由汝南汝阳变为陈郡阳夏。东汉一朝,汝南汝阳袁氏四代在政治上持续发展,并超越陈国扶乐袁氏,成为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汉末袁曹相争,袁绍、袁术兄弟落败,汝南汝阳袁氏迅速沉沦。与此同时,陈郡阳夏袁氏则与新皇权建立起特殊的关系。魏晋南朝频繁易代,他们的政治地位得以蝉联,并最终压倒汝南汝阳袁氏,成为袁氏的正宗所在。南朝后期与王、谢、萧三家并列侨姓之首的袁氏,正是陈郡阳夏的一支。此例说明:中古士族身份的变化,也会反映在谱牒之中,甚至造成他们籍贯的移动。     

胡绳研究回顾与展望

学术界对胡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生平、学术总体定位、近代史和党史领域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等方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已有研究还难称系统深入。胡绳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巨大的开拓空间，胡绳在当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他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值得进一步深入发掘。     

论“渐进式台独”的成因及其在台湾社会政治中的表现

2000年台湾大选后,“渐进式台独”活动日益猖獗,这些活动已经渗透到了台湾社会的各个层面,对祖国的统一大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解读了“渐进式台独”的成因,并归纳了其在台湾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表现。     

陈毅在外蒙古

陈毅于1915年底至1921年春任职于外蒙古,后期担任外蒙古地区最高军政长官。陈毅在收复唐努乌梁海、促成外蒙古官府呈请取消“自治”等问题上起过重要作用,后来却兵败地失、铩羽而归。     

《浮生六记》文化负载词英译补偿研究简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符际、跨时空的活动,其涉及的主体范围较为广泛.鉴于汉语文化负载词语在翻译过程中经常遇到无法诠释的现象,以《浮生六记》中文化负载词语及其在两个英译本中的翻译为研究对象,对文化负载词语进行分类,探索《浮生六记》中文化负载词语的英译及补偿问题.     

试论北京辅仁大学的国学教育

北京辅仁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学,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办学宗旨。校长陈垣通过多种方式网罗了一大批国学名师,为学校的国学教育奠定了重要的师资基础。辅仁大学为了强化国学教育采取了一些富有特色的举措,学校因此成为当时中国国学教育的重镇,这些措施在今天的大学教育中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陈天华蹈海原因新析

陈天华之所以走上蹈海自尽之路 ,主要是因为他在革命与改良两种救国主张之间举棋不定 ,无所适从以至长期处于焦虑、压抑、苦闷之心理状态的结果 ,具体而言是由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三对两难矛盾所决定的 ,即感情上倾向革命与理智上倾向改良的矛盾 ;革命派身份与改良派思想倾向的矛盾以及寄望于留日学界与失望于留日学界的矛盾等。正是这三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难矛盾 ,使陈天华这真诚的爱国者在对革命与改良两种救国主张的取舍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信仰绝境 ,最终不得不选择蹈海自尽之路以求解脱。     

陈染小说中的孤独与死亡意识

陈染是20世纪女性个人化写作的领军作家,她将个体视为自己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以其前所未有的孤寂、凄美、绝望,传达出女性个体所独有的身体、心理体验。她思索着人的孤独,憧憬着死亡的美丽,并将其指向人的生存价值。可以说,孤独和死亡意识是贯穿陈染小说的两条主线,也是其小说所要展现的更为深远的主题。     

论丁玲、陈染小说的文化内涵

丁玲与陈染的创作 ,在各自所处的时代均具有所谓“摩登”的文化素质。这种素质主要体现在 :自我的强调与张扬 ,性爱的自由与彰显以及偏于“颓废”的美感特征。在小说叙事上 ,她们的创作都带有“反文化”色彩 :丁玲早期创作中男女主人公性别角色倒错的现象 ,已初步构成对传统社会性别格局的反讽 ;陈染的“黛二系列”则有着更为鲜明、强烈的文化颠覆色彩。她们作品中对女性同性恋的书写 ,同样具有反文化秩序的意味。与此同时 ,丁玲和陈染的同类创作在不同时代问世后所面临的不无相近之处的文化际遇 ,也从一个特定角度昭示着她们的创作在现实社会中的“另类”性质。女作家的创作所储存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值得深入探究     

论陈献章及其门人的隐士传统

明代广东儒学在陈献章的影响下,出现了一股隐士风潮.这与陈献章哲学思想中对于“静”和“自得”的推崇有关.隐逸对于陈献章来说是一个为学的必要阶段,只有通过隐逸达到不以功业为挂碍的境界,才可以自在地出仕或不仕.陈献章门下几位隐士的表现,体现了其为学之道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