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异同论

"五四"时期,陈独秀和梁漱溟对中西文化的异同作了详尽而深入的比较研究,对重建中国文化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方案,前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进的批判态度,后者对传统文化持卫道者的立场。他们对中西文化的反思,乍看相反,实则互补,应给予辩证的分析与评价。     

心灵向世界洞开--陈衡哲和许地山小说异域特色比较

陈衡哲和许地山是现代文学史上知名的作家,他们的创作都有着浓郁的异国情调,但又各具鲜明的个性.本文从创作旨归和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探讨.     

五四运动与民主观念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变化

1915--1924年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观念与科学观念相伴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口号与价值认同。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对新文化运动发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影响,促使中国人重新思考追求民主、实现民主的道路,进而促使中国人对民主观念的理解和阐释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对欧美民主政治的单一性理解,转变为新文化运动后期的对民主政治的不同追求。陈独秀对“民主”内涵的新阐释,孙中山对“民权”道路的新探索,胡适力主从“问题”人手实现“民主”,梁漱溟强调在儒学基础上认肯“民主”,这些都是对民主政治不同追求的有代表性的体现。民主观念的这一变化,具有多方面的合理性,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有着积极的值得肯定的意义。     

咱们的人——以抗战时期的山东省郓城县为中心

以抗战时期的山东省郓城县为个案进行考察,阐述日军入侵后的残暴行为,激起民众的反抗,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树起抗日救国的旗帜,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打击恶霸等工作,在抗日根据地为民众树立了＂咱们的人＂的形象,为抗战后党进行土改和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群众基础。     

“史学二陈”及其学术精神

陈垣和陈寅恪合称“史学二陈”.这一称谓产生于1950年代初.而“二陈”现象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陈”在学术上均重视目录学、年代学,善以文字学治史,均在宗教史、蒙元史、明清史方面有重要建树,不仅在史学研究方面有诸多相同点,又相互交流,商榷学术,彼此影响.晚年在政治思想上虽有异趣,但在学术上追求“实事求是”的目标是一致的,殊途同归.“史学二陈”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具魅力的现象之一,宜用学术眼光解读这一现象.     

论南宋理学家陈亮的"明"思想

南宋理学家陈亮认为道(理)是与自然和人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它如同"赫日当空,处处光明.闭眼之人,开眼即是",是人们可以体察、认识的客观存在."王道"、"霸道"是贯通三代和汉、唐以下各代帝王治国的指导思想,从未被"隔断"过,"王霸并用"之论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是治国良策."义理"、"功利"是三代、汉、唐皆有的行为准则,不是对立的,而是并存的,义要体现在利上,利也就是义,"义利双行"缺一不可.帝王治国要"爱人利物"、"生民之利"、"义利双行"才能富国强兵,人民生活安定.在"成人之道"问题上,陈亮主张做人要做一个堂堂正正(即光明磊落)、"推倒一世"、"开拓万古"的"智勇"之士,作一个实事实功的英雄豪杰.陈亮对以上三大问题的观点,是他的"明"思想最直接的体现.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浸乎世风 染乎世情——全真教与元杂剧关系谈

本文从道家思想与全真教的关系切入,对元杂剧中关涉全真教的剧目进行了剖析,并据以历史事实指出： 元杂剧中的氤氲道气是全真教对元代社会巨大影响这一世风世情浸染的结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杂剧中存在着终极意义层面上的审美超越倾向     

基于矛盾的事实的分析:儒学研究之片论

从陈康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知行背离的考察中,可以引申出以基于矛盾的事实分析为方法,改进儒学研究的意见:基于文本实际背离的事实分析,需要区分儒学的文本和实际的两种传统,由此才能更为深入地认识和实现儒学的当代价值;基于正负结果同在的事实分析,需要注意儒学理论内在的两面性,由此才能更为有效地解释儒学在传统社会产生的正负双重作用;基于相反评价共存的事实分析,需要阐明儒学在被现代化瓦解的同时,又显示出与现代互补的历史辩证法,由此才能更为深刻地阐明儒学在今天何以具有了正面价值。     

抗战时期陈云大后方组织建设思想探析

抗战时期,陈云立足于10年内战时期我党在白区工作的惨烈教训,批评了许多同志不安心大后方工作的急躁情绪;提出了党在大后方"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基本任务;对大后方党的组织建设进行了详尽深入的论述,为我大后方党组织在险恶的白色环境中保存并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