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与武汉抗战

在武汉抗战中,陈诚作为武汉卫戍区总司令在政治动员、舆论宣传、军事部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将武汉三镇及其周边完全纳入了战时轨道。作为第九战区司令官,他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取得万家岭大捷等胜利,为粉碎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迷梦作出了贡献。作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他以持久战理念发动全民投入抗战,同时也施行了许多限制共产党、维护国民党统治的措施。作为湖北省政府主席,他提出了新湖北建设的指导原则,为保护湖北教育事业基础采取了一些重要举措。他还成功主持了武汉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矿企业内迁,为坚持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爱国主义是陈诚人生旋律的基调,武汉抗战是他展现并践行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阶段。     

西方在华国际关系体系确立与驻美公使陈兰彬

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其军事强势和不平等条约继续巩固、扩大外国在华可享受之利益与特权，基本确立了对华国际关系体系。在业已确立的大格局下，中国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力阻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在丹佛排华暴乱后积极进行索赔交涉，维护在美华工正当权益，捍卫民族尊严，搏击汹涌而朱的排华浪潮，是一位不辱使命、令人敬佩的外交官。     

在理学与心学之间徘徊——浅析陈淳心性论思想的一大特征

陈淳是朱子闽学南传的第一人。他从人的本性的角度,辨析了"性"、"命"、"道"、"理"等范畴,回答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他把心中之"理"解释为心的主宰,将"未发"理解为动机,并从天性中寻找道德自觉的依据,这些均继承了理学的传统观点。他将理既释为心的依据,又解释为心对道理的把握,这一矛盾则表现出他在理学与心学之间的徘徊。陈淳论证了情的合理性和普遍性,将情与天地阴阳之神联系起来,使得情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这种观点则接近心学。     

陈绎曾与元代文章学

由于文献久晦,元代陈绎曾的文章学观点颇为学界忽视。其相关论述主要集中于近年重出的《古文谱》、《古文矜式》和《文说》当中,涉及文章本体论、修养论、创作论、文体论、风格论、鉴赏论等诸多方面,见解深刻,体现了鲜明的元代文化特征,堪称元代文章学的最高成就。     

试论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方针

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陈毅等同志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创造性地制定了一系列适合当时当地情况的工作方针和政策，这些有战略意义的政策思想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陈献章对名利的批判看道家思想的影响

陈献章以自然为宗旨,从实现个体精神的自由境界出发,对名利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正是在这种批判中,体现了道家尤其是庄子对白沙思想的明显影响,彰显了白沙社会批判思想中的道家文化色彩。     

从《告全党同志书》看陈独秀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兼论陈独秀被开除出党的原因

大革命失败后,围绕着对中国革命有关问题的看法,陈独秀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分歧。正是这些分歧,最终导致其被开除出党。     

论陈子昂人生心态与诗风演变

在唐代前期诗坛上,陈子昂倡复古,主兴寄,以其鲜明的创作特色表现为唐诗发展进程的一大转折.足以代表陈子昂诗歌特色和成就的风貌,是在随着其人生经历和心态的不断演变中才最终形成的.陈子昂早年胸怀大志,在饱览山川景色之中流露出对前程的热望.落第及隐居期间,于迷惘失落之中表露出怀才不遇的忿懑.其后,两度从戎边关,再次激起诗人感时报国、拔剑而起的豪情壮志.然而由于诗人积极建言不被采用,反而受到压制打击,终于演化出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幽愤.正是由此形成陈子昂诗中苍凉梗慨的主调,体现出深厚的心理内涵和强大的艺术震撼力.     

陈平原图文互文思想的特质及意义刍议

选择常用的两类分光光度计,以色差为评价指标,探索分光光度计在不同测量参数下,对琉璃瓦 颜色测量的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在SCI和SCE两种测量模式下,固定测量孔径重复测量结果稳定性好,但 不同测量孔径对测量结果具有显著影响;在CIE推荐测量条件下不同测量孔径时,SCI与45°/0°的色差稳 定性优于SCE与45°/0°的色差,但SCI与45°/0°的色差显著大于SCE与45°/0°的色差,且SCE在10 mm测 量孔径下与45°/0°的色差最接近;琉璃瓦曲率越大,不同测量模式结果的稳定性越差,采用较大孔径 （10 mm）测量结果差异最为明显;与SCI和45°/0°相比,SCE对于琉璃瓦表面形态的变化更加敏感。总体 而言,积分球式分光光度计的SCE测量模式更适合于琉璃瓦颜色的测量,测量时应选择较大尺寸的测量孔径 。     

试论陈云的企业管理思想

作为长期主持国家财经工作的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十分重视企业的管理问题。从建国前接收东北解放区的敌伪企业到建国后主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先后提出了正确对待接收企业职员、贯彻企业化和管理民主化、推广定息制、依靠群众、改进企业管理体制和建立企业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原则,并十分重视公私共事关系的改进和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些思想不仅在建国前和计划经济时期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有力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