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后世深远影响之论析

曾国藩为政上被誉为“成同中兴第一臣”,为文上被称为“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曾氏去世后,清廷以国葬之礼厚待,当朝权贵文士撰文盛赞其不朽功业。清末反满革命浪潮迭起,曾氏受到革命党人斥责在所难免,但文学成就仍受后人称颂,再传弟子林纾光复湘乡文派。曾国藩的丰功伟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毛泽东救国救民伟大抱负,蒋介石也以之为效法榜样来治理国家。     

里耶秦简县"守"、"丞"、"守丞"同义说

经比较,里耶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县之"守"、"丞"、"守丞"的职权范围和职责内容不同;查历史文献有关记载与里耶秦简所记官制实际大相径庭;从里耶秦简本身文例分析:县之"守、丞、守丞"互见、无别.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定:1.里耶秦简县之"守"、"丞"、"守丞"涵义相同,意指"长官";2.秦时县一级的长官"守"、"丞"或"守丞"即行"县令、长"之实,却无"县令、长"之名.     

与二程相关的几点哲学思想及史料问题之辨析--兼评葛瑞汉书中的一些观点

分析了二程思想倾向之异。程颢主德,追求超越的宇宙人生之道德价值。程颐侧重主知的格物致知,把握事物现象中之必然性。二程的天理(理)既是宇宙中人与物本身皆内在具有的超越的道德性的绝对,又是天地间事物本身客观的自然规律之理。大程的识仁倾向前者,小程的格物注重于后者。文章认为周敦颐、张载、程颢、胡宏等人的性说是性善论的一种,张载有明显的虚、气二元倾向,对《粹言》的编者为谁,及张载和程颐的语录中分别混杂有对方语录等问题作了考辨。     

杨时《春秋》遗说及其渊源

《龟山集》四十二卷中多论及《春秋》,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李明复《春秋集义》、胡安国《胡氏春秋传》、程公说《春秋分记》等书称引杨时《春秋》说,其中多有不见《龟山集》及新近出版《全宋文》之《杨时集》者,乃杨时《春秋》佚说。杨时对宋世《春秋》学非常关注,其说与宋世学者渊源颇深。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的批评。杨时曾多向程颢请教问疑。杨时与程颐都重义理而轻训诂,但程颐明显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立论衍说却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     

论程朱人格思想及其矛盾

中国文化历来重视人格问题 ,致力于培养、造就、发扬和实现理想、高尚的人格。程朱等理学家在批判和吸收佛道理论成果的基础上 ,创立了理学 ,重新塑造了儒家的人格理想。他们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关系入手 ,提出了“灭欲”、“存理”的“内圣”修养方法和“格物致知”的认识法及“圣贤气象”和“孔颜乐处”的人格实践。但其也存在着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 :即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矛盾 ;理想人格和“人欲”的矛盾 ;“内圣”与“外王”的矛盾。     

魏汉津及其雅乐乐律理论

魏汉津为北宋后期雅乐乐律的制订者,根据其雅乐乐律所制作的雅乐当时称之为<大晟乐>,又被以其名字命名为"魏汉津乐",具有极高的地位.其雅乐乐律理论主要有两点,一是"身为度",二是"中正律".其雅乐乐律理论不仅受到当时一些人的批判,也受到后人的批判.     

陈诚新湖北建设思想评介

1940年9月至1943年2月,陈诚实际主政湖北。陈诚新湖北建设思想中最深刻最具特点者有五:一是“建设国家,才是我们一贯的目的”之建设目的论。二是“一切建设应以文化建设为先锋”的文化建设先锋观。三是把武汉建设成为中西部之中心城市是新湖北建设的核心构件的发展战略。四是“政府不可侵犯人民应享的权利”的分明系统思想。五是立足抗战现实,新湖北建设从鄂西北着手的务实精神和作风。限于抗战的历史时期,陈诚新湖北建设思想的贯彻与实践仅及鄂西,但省府迁地恩施一派繁荣,鄂西建设得以较好、较快发展,却是最生动的注脚。     

《中庸》之"诚"范畴考辨

孟子以善为性中本有之义讲"诚",开创了论"诚"的源头。《荀子》从多方面规定"诚"的意义,发挥了"诚"是天道的思想;拓展了"诚"则能化的主题;以"诚"作为天地生万物的根据;首先以规律性理解"诚"和天道,以积极的人生观肯定人能参赞天地之化育,这些观念都为《中庸》所吸收。《吕氏春秋》对"诚"的解析发展了精诚感应的思想,也与《中庸》有亲缘关系。《中庸》看起来似乎有一个统一的主题,这一主题也与《荀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程端礼与《江东书院讲义》

书院在元代因受到了政府的重视 ,而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程朱理学在元代的书院教学中受到崇拜 ,达到了至尊至贵的地位。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当时法定的教材和参考书 ,各书院的讲授内容和研究也就形成了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基本模式。程端礼在朱氏教学和读书的方法上 ,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 ,写出了著名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江东书院讲义》作为《日程》的附录     

民国元勋程德全——程德全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新说

民国元勋程德全在辛亥革命中主导的苏州“和平光复”模式,与“武昌首义”的暴力革命模式,是民国建立的两大典范模式。正是在苏州和平光复模式的影响下,东南六省五天内宣布光复。同时程德全以苏州之财力组建江浙联军,督师攻克南京,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地---武昌岌岌可危之际,在南京确立了革命的新基地。苏州和平光复使江南财赋不再为清廷所有,清廷失去东南漕粮与财经支持而无法持久。辛亥革命首义于武昌,收功则在江南,转折点在苏州。程德全就是推动这一历史转折的民国元勋。但近百年以来,对程德全的历史评价缺乏公正。“和平光复”是“投机革命”之说盛行。近十多年以来,史学界对程的历史功绩有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但对于程主导的苏州“和平光复”于民国创立的重大历史贡献,依然存在认识不足,需要重新加以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