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技翻译工作者职业发展的挑战和对策

近代以来,科技翻译有力推动了我国的科技发展和社会进化,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科技翻译事业仍有重要意义。在当今科技进步与社会变迁对科技翻译职业带来诸多挑战的背景下,探讨了当代科技译者面临的职业难题与对策,以及科技译者应具备的专业素养。青年译者宜利用好新技术,产出更优质的成果,并调整职业规划,将翻译与专业方向相结合,成长为复合型人才,以翻译为核心竞争力胜任多种专业工作。为应对科技文献的新特点,优秀译者需具备坚实的翻译能力基础、充分的专业知识储备和基本的翻译理论素养。同时,译者还可培养编辑、写作等能力和专业敏感度、跨学科视野等综合素质,从而满足职业融合的需要。     

西部地区农业发展创新型人力资源支撑现状与路径选择

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已经成为推动和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创新型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特殊性的经济资源,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活跃的能动生产要素,贯穿于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的全过程。以农业发展对人力资源需求变化为切入点,通过对西部地区农业人力资源效能与农业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分析,发现其农业发展现有创新型人力资源数量、结构和质量均不足以支撑当下区域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据此提出完善顶层设计,确保人尽其用;把握经济发展需求,按需引进人力资源;改善西部地区发展环境,做好人力资源统筹规划等对策建议。     

以伟大建党精神涵养新时代青年的逻辑理路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生力军。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发出号召,青年一代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切实肩负起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为内涵的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一种先进文化,为时代新人培养提供了丰厚精神滋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深刻领会伟大建党精神的深邃内涵,着眼于新时代培养怎样的青年、为谁培养青年、怎样培养青年这一时代问题,从加强教育引导、注重实践养成以及加强制度保障等层面,教育引导青年筑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理想和为人民幸福而永久奋斗的价值追求。     

Political theater and student organizations in the 1989 Chinese movement: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Tiananmen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has often been divided between organizational and cultural analyses of collective action. Organizationally oriented theorists have viewed indigenou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s the critical variable in the emergence of collective action. Political culture and cultural frame theorists have focused instead on the cultural frames that resonate with audiences, mobilizing them to action. But social movements cannot be the result of one or the other of these factors. An analysis of the 1989 Chinese movement illuminates the multivariate aspects of this social movement. This movement was a two-tiered movement with an organized student leadership tier and a mass audience. Enmeshed in university organizations and student networks, the student leaders relied on a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at had been emerging since the mid-1980s. This organized leadership tier employed cultural symbols and acts to mobilize mass audiences that were beyond the scope of the students' organizational linkages. The political theater of the organized student leaders was complemented by institutional changes that had been occurring over the decade of reform in China and a political opportunity that allowed wide coverage of the students' activities.     

中国股市收益率分布函数研究

本文在考察了文献中描述股票收益率的各类分布函数的基础上,以稳定Paretian分布与t分布为备择,研究了沪、深股市各类综指收益率的分布函数的形式,并对分布函数的参数进行了估计。     

交易额、A 股比例、势效应和三因子模型

利用回归和构造动态投资组合方法,对中国股票市场1995 年7 月到2000 年12 月股票 月收益率、交易额、总市值及其财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股票市场具有显著的交易额效应、 A 股比例效应、市值效应、账面市值比效应等. 这些效应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但不能用市场beta 值来解释. 市场beta 值、市值因子、账面市值比因子一起,也就是Fama2French 三因子模型,可以 很好地解释这些效应     

中国股市收益率分布特征研究

应用修正Weibull分布对上海综合指数收益率和深圳成分指数收益率的分布状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经过简单的移位变换后,上证综指收益率和深成指收益率可完全用修正Weibull分布来刻画;大收益率服从次指数分布,小收益率服从超指数分布;两股指收益率的概率分布存在一些差异,上证综指的波动性大于深成指的波动性;沪深股市收益率的分布在1996年以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沪市变化更大。     

“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民国时期立国之争的再思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次关于“何以立国”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此次争论包括了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等社会名流,以章士钊为代表的“守旧派”、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运动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董时进为代表的“创新派”坚持“以农立国”,他们的出发点是中国对于农国地位以及农国精神的维护;吴景超、张培刚、孙倬章则是“以工立国”派的重要拥趸,他们主要着眼于现实,提出只有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此外“非名流”乃至“草根”阶级也参与到了论战中,与他们相比,“名流”论战者有着更为宏观、全局性和深层次的把握。传统认为“工农之争”的论战以“以工立国”派的胜利而告终,然而从不同的视角看,“以农立国”的观点不无道理,甚至对于现阶段经济的发展仍有指导意义。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哲学方法论探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当代中国、把握世界大势,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提供了总的方法论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实事求是的实践观、事物联系发展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矛盾观提供了思维方法的总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和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则贯穿于其治国理政全过程,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奠定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整个基石。     

近代中尼关系中我国西藏因素之历史、影响与思考

尼泊尔虽是小国,但其在20世纪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小觑,特别是中尼之间的我国西藏因素的历史演变值得人们注意。自古以来,中尼两国就是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友善近邻,然而随着尼泊尔被英国控制,两国关系发展难见往昔,一些包括官吏、军人等在内的尼泊尔人在英国侵藏过程中充当了不光彩的马前卒角色。他们不仅充当英国侵藏的情报员、说客、中间人,甚至甘为英军冲锋陷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尼泊尔驻拉萨代表,其骗取了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的信任,大肆为英服务。20世纪后半期,尼泊尔又扮演了在西藏事务上的一个制衡角色。小国不小,尼泊尔是中国必须争取和精心维护的战略周边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