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为卓越的古代史研究中,顾颉刚先生的“典籍科学考据学”成就尤为突出。顾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始终一贯地坚持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态度,而他的史学实践的方式和目标,更奠定了此后中国古史学与世界主流历史理论进行深入沟通的基础,并与今日体现在历史符号学领域内的诸多要求颇多契合。历史符号学的主要目的是对原始文本进行意义和功能的分解与组合,其重要分支之一正是史学材料学的分析研究,顾颉刚先生毕生的事业可以说都属于这一方向。在此基础上,中国古史学还将进一步积极参与到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建事业当中去。     

战后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控制与管理实态研究——以杭州地区为中心

本文以民国后期的杭州地区为例,揭示这一时期国家对宗教的控制与管理方式,探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并进而讨论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作者着重分析了国家战后的宗教政策,国家对宗教团体的控制,国家对宗教事务的控制与管理,国家对会道门与民间秘密宗教的打击与取缔.战后国民政府对宗教的控制与管理,打击与取缔,也是国家政权向基层政权渗透,建立全能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work in today's China

Social work education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since its introduction to China in the 1920s: introduction, abolishment and reinstatement. Theoretically,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social work in China: official–educational, official–practical, voluntary–educational and voluntary–practical. In practice, all four types of social work have not necessarily been embodied in each developmental stage, and the order of thei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s not the same as the order of their logical development; i.e. some types are lacking in some of the stages. Each type of social work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integrated into each development stage. Today, Chinese social work faces two major interrelated tasks: the professionalis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social work.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andardisation in Chinese social work; the latter has to do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 in genera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al welfare in particular. In general, the dramatic development in Chinese social work largely depends on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two tasks.     

北京瞽叟通文馆与中国盲文体系的初建

面向残疾人的特殊教育是世界进入近世以后,伴随人性尊严意识和人类平等理念的凸显而出现的,人类文明形态因之而进了一大步。本文确认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威廉·穆瑞1874年在北京创办的瞽叟通文馆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特殊教育机构;而其创制的“康熙盲字”则标志着中国盲文体系的初建。     

大陆儒教派的学术理路评析

大陆"儒教是教"说的提出引发了关于儒学是否为宗教问题的长期争论,有必要对其观点和学理进行宏观的审视和客观的评价。大陆儒教派一是受西方学者研究儒教的影响,以西方近代科学主义的理路判释儒教,以西方宗教来比附儒教;二是在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及其长期的浸润下,以二元对抗思维指导学术研究,使儒教研究步入误区;三是在西方实体主义的影响下,以儒教为中国文化的本质存在,并把儒教对象化、断裂化、抽象化、绝对化。     

在中国做“海外中国研究”——中国研究的立场与进路

从海外中国研究到中国研究的转变过程, 实际上也即意味着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向作为研究主体的中国的转变过程. 如何面对作为“西学”的海外中国研究在“中国研究”中的地位,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研究的立场与进路, 应该成为国内中国研究的题中之意. 中国研究的立场是中国主位的, 实现这一立场, 其具体进路在于中国研究是问题取向、经验取向, 最终应该是以认识及理解中国为取向的, 因而, 在这种研究进路下, 中国研究的学术的主体性只能在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过程中作为“副产品”出现。     

标志性新建筑与民俗形式的运用

本文以1959年前后在天安门广场兴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三座标志性新建筑在兴建过程中对民俗形式的利用,探讨社会变革时期,民俗形式如何被理解、被改造,如何发挥其作用,从而考察民俗在当代社会的发展。     

西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体制缺陷与创新

我国西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体制缺陷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共财政的公共受益性不强、行政管理事业费用增长过快、财政转移支付的层级过多、农民消费主体参与表达机制不建全、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督和管理薄弱。对此,通过强化公共财政的公共受益性、压缩行政管理层级和规模、深化国有垄断性行业企业改革、开辟多样式的公共产品供给渠道、构建政府与村民互动协调机制以及完善公共产品供给监管机制等体制创新,促进西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从民国前后古代戏曲文本的印行看戏曲观念之变迁

任何主观行为背后都隐藏着一种价值判断,戏曲刊刻印行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民国前后戏曲文本的刊印活动正是伴随着戏曲观念的变化而展开的,甚至是互动的。当近代西方思潮涌入中国以后,人们刊印戏曲不仅可供文人们作案头消遣之用,它还可以作为传播新思想或者某种价值观的媒介。这以后人们逐渐关注戏曲文本自身的价值而非仅仅看作是某种工具或手段。因此,当戏曲文本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时,实际上就意味着戏曲文本主体性的进一步深化。     

浅论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三个层面

古代到近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史 ,可以概括为 ,“一衣带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在两国关系史上 ,历史意识形态的相同性 ,成为连接两国关系的深层纽带。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礼治体系”① 形成以来 ,两国又同在一个国际体系之内 ,“辅车相依”的涵义与这一体系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到了近代 ,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和朝鲜 ,两国关系变为“唇亡齿寒”的关系 ,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意义愈加重要起来。可以说古代到近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史就是围绕着这三个层面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