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会典》《明史》与朝鲜辨诬——以朝鲜王朝宗系辨诬和"仁祖反正"辨诬为中心

朝鲜王朝的宗系辨诬和仁祖反正辨诬是明清时期中朝国交中的重要事件。前者缘起于《皇明祖训》对其先祖世系的误记,以更正《大明会典》中的相关内容为终结。后者以陈请纂修《明史》勿信野史讹传为开端,以强烈要求更正官修《明史》中的讹误记录为最终目标。两次辨诬之间的联系与反映出的文化心态折射出了明清时期中朝关系的错综复杂性。     

《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匡补

《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是查阅唐代皇室家族传承关系的一个便利的工具,但由于编撰和传承等诸多原因,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存在着许多缺漏和讹误之处。为了使《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更完善,从而使其在唐代文史研究中发挥更好的作用,笔者利用近年所出土的唐代墓志和其它相关材料,对其进行了一次粗略的匡补工作。     

浅议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族与家庭的关系

汉末三国时期 ,宗族内部个体家庭已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核心 ,宗族已从组织退变为父系血亲的聚居群体。宗族瓦解 ,个体家庭作用上升     

明代徽州宗祠的特点

明代宗族制度最为完善和发达的地区之一是徽州,当地兴建宗祠相当普遍。嘉靖十五年祭祖今为徽州宗祠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徽州宗祠祭北始迁祖的兴盛还与汪华、程灵洗的地域神崇拜有关,元代徽州学者主张祭礼始祖也推动了宗祠建设;明代徽州宗族建祠祭祖的特点是宗祠的发展,即以祭祀始迁祖统宗合族。     

商周部族之间的信仰差异与兼容

古代部落的封闭性导致其固有文化的独特性,商周部族文化就是相对独立而平行发展的。在至上神的信仰方面,商周部族各异,一者为“帝”,一者为“天”。在商统治期,间由于“小邦周”与“大邑商”的隶属关系,从政治角度看,“帝”和“天”有一种微妙的上下等级关系。在周族形成国家的过程中自然就产生“天”与“帝”之对抗,这种对抗主要导源于周族向商族之挑战。在周克商之后,周采用信仰怀柔政策,令“帝”与“天”相和谐,进行了一次商族与周族之间的信仰调停。     

试论清代前期科举回避制度

清代前期有空前严密的科举回避制度。其中 ,地区回避主要是 :某省籍贯官员回避该省乡试 ;官员籍贯在邻省三百里以内区域者要回避邻省乡试。江苏 (或安徽 )知府等以上官员籍隶安徽 (或江苏 )者 ,如下属主持江南乡试或阅卷 ,其子弟、亲族回避江南乡试。陕西与甘肃亦照此办理。顺天乡试同考官 ,南方人一律回避南方考生的试卷 ,以此类推。亲族回避规定 :和考官有某些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人回避乡试。在工作回避中 ,内、外帘官之间互相回避 ;关于考官子弟是否回避该次考试 ,在雍乾之际制度出现了一些变化。清前期科举回避制度极大地减少了科场积弊 ,这是封建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但仍然有着难以避免的漏洞和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性     

乡规民约与美政美俗——儒家乡村社会治理中以礼化俗的维度

儒家的理想不仅要让人成其为人,而且还要让社会成其为社会。古代中国,政权马不停蹄地换,甚至还会一时真空,但社会却还能够维持得很有好,人伦秩序一天都不乱,靠的就是教化的力量。在对江北水村余氏耕读堂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其祖辈留下来的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与忠、孝、恕、廉、耻、温、良、恭、俭、让之＂十德＂,其新修＂族规十二条＂,充满儒家精神与儒家情结,已成为其家风,世代相传,遵循不移,影响族人做人、做事。王阳明的《南赣乡约》,发挥底层精英作用,彰善纠恶,能够使人做＂良善之民＂,营造出＂仁厚之俗＂。相比之下,《万集乡严南村村规民约》则显得简陋、单薄,失之于空洞,儒家乡村治理传统之断裂可见一斑。     

从“家族”走向“中产阶层”——上海城市社会史视野中的张爱玲

张爱玲是一位最难将其置于"国家政治地图"上来加以辨识的作家,她的历史经纬只在一座城市。借助上海中产阶层的"社会地利",张氏在这座市声喧哗的城市里,为自己营构了一种"于其中但隔其外"的生活形态和心理位置。她将一种最富象征意义的"都市人"——身心俱在城市化过程的中产阶层作为凝眸对象,并经其心理轨迹,触及了中国"现代性"的两个核心问题:社会"合理化"过程中的人性归宿和中西文化调适,并描绘出传统中国在都会上海的一种变易图式——从"家族"走向城市中产阶层。     

近代苏南族谱的改良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受到了外来新思想的冲击,但也有人看到宗族的正面作用,提出了改造宗族,促进社会发展的观点。而族谱的纂修同样面临了革新还是从旧的问题。近代苏南地区为中国得风气之先的地区,其族谱编纂便从修谱观念到修谱制度、修谱方法等各方面均出现了很多变化。但另一方面,族谱和宗族一样,从传统到近代的嬗变是一个痛苦而又漫长过程,新旧交织与矛盾其实便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也是宗族变迁的真实写照。     

李德裕“奖拔孤寒”考论

唐代名相李德裕的选材方针颇令人费解。一方面,李德裕重用高门士族子弟,牛李党争中的李党代表了传统山东士族的利益;另一方面,李德裕又十分重视选拔孤寒之士,受到寒士的拥戴。这两种用人策略并不矛盾,唐代山东高门早就丧失了其北朝时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地位,沦为孤寒之士。李德裕所奖拔的孤寒之士多出自山东士族,社会地位崇高的唐代山东士族很多沦为孤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