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家世史料——《德贺讷世管佐领接袭家谱》再论

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德贺讷世管佐领接袭家谱》填补了长期以来对慈禧太后父系家族世系无考的空白,再次证明所谓“慈禧复仇”问题是不存在的,它续写与增补了传统叶赫那拉氏家族史料的缺失,丰富了对国内叶赫那拉氏家族源流、分布的研究,同时,《德贺讷世管佐领接袭家谱》所记喀山家族人物有关官职、勋绩等内容亦有助于对其家族的正面评价,从而拓展了叶赫那拉氏家族史的内容及研究领域,是叶赫那拉氏家族史料的重要发现.     

“祖业权”:嵌入乡土社会的地权表达与实践——基于对赣西北宗族性村落的田野考察

经历了一系列土地制度变革后,当前的农村社会中依然有着较大范围和程度上关于土地是“祖业”的认知和表达,并影响着国家的法律实践.祖业观念下的土地产权——祖业权,具有人格化、象征性和社区化的特征,使得其性质上是具有较为完整的使用权,却不具备独立产权的完整性,而明显区别于建立在西方市民社会基础上的私有产权.中国土地产权的观念型塑与村落的社会结构之间有着自洽的逻辑,它与家族的绵延性、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有着密不可分的共通关系,“祖业权”是嵌入在以血缘为主要纽带的乡土社会之中.由此,在国家建构的地权建设中,尤其要注意地方社会也在建构着关于土地产权的“地方性共识”,进而避免落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     

吴越国宗室述论

吴越国宗室的重要地位主要表现在宗室治州,控制地方上,钱氏宗室因此成为维护王权的重要支柱。钱倡导的儒学家风使宗室关系亲睦和洽。宗室的自身变化表现为具有趋势意义的文人化。钱氏宗室的特征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在吴越国稳定政局与完成体制转换中,钱氏宗室起关键作用,从而对历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试析唐代赞皇李氏之门风 --以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政风之比较为中心

赵郡李氏,为魏晋南北朝以来所谓“崔卢李郑”四姓之一,至隋唐时代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和“优雅”的门风。其中赞皇李氏一支尤为突出,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祖孙三代,在中晚唐政治史上都是颇有影响的人物,李吉甫、李德裕父子更是两次拜相,且分别在“元和中兴”和“会昌之政”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李氏三代在行政作风、政治态度、为人处世、道德文章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浓厚的传承性,正体现出华北世家大族所独有的家学门风。     

从西周时代的社会变革看制度创新思想的历史意义

历史经验表明:思想的解放、文化的进步、观念的更新,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各种制度创新,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取得突破性进步的重要原因。总结历史,通过对周初统治者在战胜强大的商王朝之后,成功确立宗法分封、井田、礼乐文化等一系列新的制度,为周王朝巩固统治和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给人们认识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以新的启迪。     

晚清民国以来的河北宗族述略——以河北宗族族谱为中心

在河北宗族的建设上,明清与晚清到民初并没有大的断层,而多表现为一脉相承,这一发展特色既有其外在的原因,又有它内在的原因。从清代到民国,农村宗族的变迁是缓慢的,它的迅速衰落不是制度的废除,很大程度上也不是新思想的宣传,而是外在的冲击。     

明代宗学设置时间考辨

关于明代宗学开始正式设置的时间,目前学术界看法不一,有"嘉靖九年六月说"、"嘉靖二十四年说"。通过考证认为,"嘉靖九年六月说"、"嘉靖二十四年说"皆无法成立。明代宗学的设置经历了一个过程,嘉靖初至嘉靖四十三年是明代宗学设置的探讨阶段,嘉靖四十四年,明政府将设置宗学写入《宗藩条例》,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确立为国家制度,然至隆庆三年,这一制度才开始得到逐步落实。明代宗学于隆庆三年开始正式设置。     

社会变迁中的节庆、信仰与族群传统重构——以广州珠村端午“扒龙舟”习俗为个案

本文以广州珠村为个案,以龙舟节为切入点,在深入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揭示其端午节俗的基本内涵、传承与变迁的历史轨迹,分析隐含于其中的村民族群传统的文化心态在都市文化的冲击下的自我抉择与重新适应。     

六朝时期会稽虞氏之家风与家学

六朝世族门第之长盛不衰,与其家风、家学有关。会稽虞氏兴自东汉,历六朝之世,绵延至隋、唐,数百年间代有才人,成为江东著姓。虞氏门风尚忠义,重事功,讲孝友。在学术上以儒学为根本,兼容并包,南朝后期渐重文学艺术。     

游走的"边缘人":新时期乡族小说的新形象

游走的"边缘人"——流动农民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型阶层。"边缘人"的兴起是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带来的必然结果,对"边缘人"的发现和书写,构成当代文学不可忽视的大事。忍让型"边缘人"经济地位的缺席预示了他们劳动价值的失范,"自我认同"型"边缘人"则通过自身的抗争努力寻求社会的认同。新时期乡族小说以特有的艺术形式反映了这些"边缘人"所表现的生存、伦理、价值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