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平叛战争与肃州城镇经济的发展

肃州是清初我国西北因战争而繁荣起来的典型城市。基于辟邻蒙古“准噶尔”部的特殊地理位置,清初,这里不仅是西北边防重镇和交通枢纽,而且边贸繁盛并因此出现了著名的康乾“肃州贸易”,使肃州成长为当时西北“边陲一大商埠”,推动了肃州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地方经济的繁荣。但乾隆二十三年后,随着“平定准噶尔叛乱”的结束,肃州开始内附,其地位的下降导致城镇经济发展的回落。     

论计算机信息及计算机信息交易——美国《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与美国《统一商法典》相关概念和规则的比较

193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卢埃林认识到,工业革命使工业产品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载体,需要新的合同法规则以适应新的经济.其结果就是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编的制定,该法的核心是"货物买卖".1990年代,信息革命的产生及深入发展,使信息和信息服务成为经济的核心,美国<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应运而生.该法的核心是"计算机信息许可".尽管存在对该法的诸多批评,该法仍具革命意义,并已在美国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实施近十年.我国应尽快建立以信息为标的交易法律制度,对信息进行明确的界定,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大众市场许可、信息担保、电子自助等制度.     

鄞县鲍家、郁家与初创时的商务印书馆

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为促进民族觉醒、提高国民素质、繁荣学术文化、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鄞县鲍氏和郁氏家族在商务印书馆的创办过程中出力甚多,在7位创办发起人中,鄞县鲍氏和郁氏家族占5位,即鲍咸恩、鲍咸昌（郁厚坤姐夫）、郁厚坤和鲍咸昌的2位妹夫夏瑞芳、张桂华,他们为该馆的创立和发展做出许多重要贡献。     

儿童文学与上海出版业的渊源

上海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摇篮?儿童文学在中国上海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还是一种意外收获?本文将着重从西法印刷、晚清传教士办报以及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创建,考察早期著名儿童刊物的创刊、早期重要儿童文学论著的出版,解析上海近现代出版业的兴起与儿童文学的渊源,探寻儿童文学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坎坷之路。     

商事信用的基本理论框架：人格信用与财产信用的同质与异步

商事信用的类型问题是研究商事信用理论的重要环节 ,而其中人格信用与财产信用的互动与同质构成商事信用最基本的理论框架。在商事信用的范畴研究中 ,来自于人格本性的价值尊严是支持商事信用实现的深层哲学依据。但是商事信用的现实性完全颠倒了“人”与“物”的主从关系 ,从而使商事信用在理论研究与法律实践中造成了重大误解和混乱 ,此亦为本文试图解决之重大问题。     

经济行动与社会关系——对浙江省义乌市H村的调查分析

本文认为H村的传统副业形成原因主要是其与农业的内在联系及其改善生活状况的功能;经济行动嵌于社会关系之中;经济行动改变或扩大原有的社会关系;该村的"两委"同时拥有"同意权力"、"时势权力"、"教化性权力",从而有效地改善经商办厂的环境条件,同时促使村民传承勤劳致富的传统,不断推动非农经济的发展.     

保障房市场与商品房市场关系研究

保障房和商品房在本质上是差异化产品,两者在对应的需求层次、房屋的品质、价格、供给和渠道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自我国房地产市场化以来,商品房就始终处于市场独大的局面,但随着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楼市的调控、加快了保障房建设的步伐,房地产市场已朝着保障房市场和商品房市场并重的＂双轨制＂迈进。然而,保障房的大规模兴建和投放市场会对商品房市场乃至整个中国楼市产生什么影响,以及保障房供给体系在运行与管理过程中存在什么问题,目前尚不确定。为此,有必要对其深入分析并寻找对策。     

论软件成果的法律保护与管理

软件作为高新技术的组成部分，对其采用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技术秘密的综合法律保护,是促进软件成果市场化、产业化的重要措施。职务软件成果的产权的界定与合同管理是维护软件市场秩序的保障，做好软件的著作权登记可为享受国家优惠政策和申请奖励储备条件。     

走近CG3D动画艺术

我们的世纪是高科技的时代，数字化的娱乐生活已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科学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独特魅力。正是计算机技术的高度成熟才创造了数字虚拟三维动画，并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21世纪新兴文化又一个重要我体，进发出新视觉艺术的创造力。伴随着新时代的脚步，CG3D动画技术的商业价值与艺术价值更加突出，其成果必将引领未来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角。     

艰难的历程--评《茶叶之路--欧亚商路兴衰三百年》

在《茶叶之路--欧亚商路兴衰三百年》中,邓九刚先生纵向跨越几百年的历史,从纯粹商业发展的角度描述分析历史的发展和成因,展示了封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基本特点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文章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可读性,同时又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诗情、诗性是本书最为突出的艺术特点.全书真正和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用一种宏大的历史主义观点来思索这段历史的意义,由此引申出对整个民族的文化思考和经济学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