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阳市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应用现状研究

经调查发现庆阳市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应用过程中主要存在教育观念陈旧、教育信息化人才严重匮乏、可持续发展的后续资金不足等问题。通过深入分析,提出了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策略性建议。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农民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农民认识上的偏差,形成了一种农业支持工业以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传统和先例,并扩展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我国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我们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新认识、理解、关爱和回馈农民,并落实到具体政策上。     

中国仲裁的国际化、本土化与民间化——基于2004年《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的个案研究

2004年《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仲裁案件管理上,即与国际通行实践尽量保持一致。而在仲裁员管理上,则实行具有本土特色的严格管理。该规则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仲裁界对仲裁国际化、本土化及民间化的探索,即国际化意味着采用国际仲裁界的共同规则,本土化意味着对共同规则的变通,而民间化则意味着要充分重视仲裁的固有特色。     

浅谈国资委的监督机制的法律架构及实现路径

建立并完善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督机制具有其经济、制度、法律和社会基础。监督机制应贯穿信托义务原则、信息公开原则和权责明晰原则,分为内部监督、外部监督和专业监督三部分。相关法律架构必须着重责任追究机制,坚持适当的立法原则,形成由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构成的完整体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三个必须坚持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党中央和国务院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必须坚持明确农民的主体地位;必须坚持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这些对促进农村的持续发展是必要的,能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发展我国的现代农业。     

河南省乡镇机构改革的动力机制研究

1998、2001年和2005年下半年,河南省基于缓解地方财政短缺的压力和减轻农民负担的考虑,主要围绕着“撤并乡镇、精简机构、分流人员”进行了三轮乡镇机构改革。在前二轮改革中,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之间互相推脱分摊改革成本的责任,结果都变成了虎头蛇尾的“假改革”。在第三轮改革中,省委、省政府强化了相关配套措施的跟进,统筹协调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着力解决改革中所引发的各种复杂矛盾,最终形成了有效整合、协调一致的合作型博弈机制,可称得上是善始善终的“真刀真枪改革”。下一步,我国将重点进行市、县两级机构改革,为防止出现低效率的重复博弈,建议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这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省一级则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农村嬗变过程中的农民精神贫困问题——基于湖南两县农民精神生活状况调查

贫困是我国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农村也经历着由小农经济向市场化转轨的痛苦嬗变。农村人口贫困除了物质贫困,还体现在精神贫困上,精神贫困已经成为农村人口彻底脱贫致富的障碍。因此,加强农村文化、制度、组织和社会工作建设,催生健康向上的新农民精神,是新农村建设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关键所在。     

海外新移民与当代农村文化变迁——基于福建沿海J村的调查分析

作为当代农村人口流动的一种新现象,海外新移民潮的兴起对迁出地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日益显著。本文以福建沿海J村为个案,通过对农民生活方式转变、个人价值观念更新以及农村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变化的依次分析,从微观角度对当代出国移民潮所引发的农村文化变迁进行解读,指出该现象是一个“传统”与“现代”发生搏弈、变异与融合的复杂过程,并呈现出“双刃剑”效应。     

魏晋隐士及其品格

魏晋士人的隐逸之风与当时的时局有直接的关系 ,并受到社会思潮玄学的影响 ,也与士人的性格有关。魏晋士人隐逸不仅人数多 ,而且隐逸方式多样。此时有三种隐逸 :山林之隐、朝隐、田园之隐。不同的隐逸方式表现了士人不同的品格和追求。真正的隐逸其实是难做到的。山林之隐需忍受艰苦的生活 ,只有少数人能坚持下来 ;朝隐则将出世与入仕相结合 ,既不失利禄又可获得隐逸的清高 ,一些人以朝隐标榜“高雅”;一些人则以朝隐避祸保身 ,朝隐者算不上隐士。陶渊明隐居田园 ,淡薄名利 ,返朴归真 ,以其高洁的人格成为古代隐士的榜样。     

农村合作运动与中国现代农业金融的困窘 --以华洋义赈会为中心的研究

20世纪20至30年代华洋义赈会农村合作运动的实质,是通过合作社把农民集结为信用团体单位,减少借贷的交易费用,从而把现代银行和国家金融机构吸引到农村的金融活动中来,形成以金融为切入点改良农民经济的模式。这场运动对农村经济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但由于借贷的条件所限,义赈会的资金主要为条件相对优越的农民所利用,导致了合作贷款的中农化。当合作社模式被国家政权推广为主要的农业政策时,现代农业金融制度产生了根本的困窘:国家有责任却没有能力向全部农民放贷,无法避免贷款的广义中农化,导致了合作运动最终在中国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