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话语调整之后的女性声音

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叙述主体的充分张扬之后,近年来女性小说以叙述人声音的节制、隐匿,语言、结构、风格等形式要素的内敛规整,表现了对女性主义叙事原则的某种自觉规避倾向。这不应仅仅看作是艺术技法问题,它隐含了作家世界观、价值观的转变,体现了女性小说被体制化、主流化的趋势。如何既克服女性主义叙事的某些话语缺陷,又充分发出自己有差异的声音,是当前女性写作面临的一大问题。     

一份杂志,一段文学——20世纪80年代的《西藏文学》与西藏新小说

《西藏文学》作为西藏唯一的一份汉文版纯文学刊物,它见证了当代西藏文学的发展、变化。20世纪80年代,它以纯文学的办刊理念和发展民族文学的信心,培养和带动了一批藏汉作家的创作,有力地推动了西藏文学的发展。西藏新小说的发生、发展、辉煌无不彰显着《西藏文学》的扶持之力,它的兴起和繁荣与《西藏文学》的大力扶持与推介有着很大的关系。     

伊斯兰文化与世纪之交以来回族小说的叙事伦理

世纪之交以来的回族小说,以伊斯兰文化为价值底色,构建着“保守主义”倾向的宗教性叙事伦理,主要表现为以“清洁精神”伦理拯救世俗诱惑和道德沦陷困境中的人性之真与心灵之净,以“彼岸意识”伦理探寻生死相通和现世苦难追问中的轮回运转与超越解脱,以“神圣体验”伦理参悟万物有灵和宗教神祗领域中的幽冥哲思与神秘图景,以“母族皈依”伦理重觅精神漂泊和文化无根突围中的身份归属与本土诗意,伊斯兰文化孕育的叙事伦理,蕴含着对以“现代性”为价值主导小说叙事的宗教式反思与审美式批判。     

试论当代维吾尔新潮小说的若干特征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维吾尔小说创作领域出现了具有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新潮小说。非理性因素成为了新潮小说重要的叙事话语。非英雄化是新潮小说作品区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品的重要特征之一。叙述技巧上的大胆尝试,淡化情节或无情节化,运用意识流、象征、怪诞、神秘与魔幻等新的表现手法,可以说是新潮作家自觉的形式探索的突出表现。     

论京派作家的小说文体观

散文化的追求、独特意境的营造以及语言的诗化是京派作家对小说文体的独特追求,京派小说家具有非常自觉的文体创新意识,他们发展了“五四”以后的抒情小说体式,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化和多元化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沈从文湘西小说文化意蕴初探

沈从文是寻根文学的先锋作家,具有强烈的寻根意识。在都市和乡村的对比中,他发现了都市人病态的品性和湘西边民健康的人格。为此,他从湘西边民的人性人情、风景民俗入手,努力在原生态的湘西世界中,去发掘积淀在我们民族文化中的优良品质,借以重造民族精神品格,将鲁迅等现代作家对国民性的探讨推进了一大步,对当代寻根文学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正是湘西小说深层的文化意蕴所在。     

否定与叛逆：新历史小说的精神姿态

新历史小说作家对历史或现实均采取了一种怀疑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是新时期西方哲学思想,如存在主义、现代主义等直接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传统历史文学的自由精神的延续。在小说中,这种自由则主要表现为对“边缘”人的挖掘与表现;肯定世俗生活;创作主体的想象充分得以发挥等。其中,女性作家的创作是非常突出的,这与她们所处的历史边缘地位的身份十分契合。总而言之,作家对历史的自为之路使历史文学变得丰富灵动。     

“商才士魂”：以德统美视野下的唐人小说商贾形象

唐人小说中商贾形象的鉴定,不外乎正面与负面两分法,而依据的标准为是否符合儒家的传统文化道德,如此审美下的完美商人形象与商人精神的统一是“商才士魂”——商为皮相,士为心迹。故整个社会对商贾形象的审美标准是以德统美的,人物形象也因此具有浓郁的伦理性特征。     

中国古典小说的非虚构化倾向

小说的虚构性与自足性是现代小说发展的最基本的立足点和文本特性。而中国古典小说在虚构性方面一直没有真正意义的乌托邦小说,没有建立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断绝联系的理想世界;在自足性方面,串珠式的结构方式占了很大分量。中国受史传传统影响至深,把小说当史书读是一种很普遍的观念。小说和现实不分,既是读者的普遍心态,也是小说作者的普遍认识。造成中国古代小说非虚构性的直接原因是中国人的审美心理。这种审美心理不愿意承认日常生活伦理以外的东西,不愿意承认现实中背离自己的东西,所以就没有力量站到审美的高度断然放弃在小说、戏曲中满足自己现实感情的功利性要求。这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发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庸小说对中国古典悲剧的扬弃

金庸小说虽然为通俗小说,但其典型的悲剧内涵却独具特色。金庸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悲剧民主性的优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融入了现代因素,从而使得金庸小说具有了雅文学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