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追问 ———试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侧重于表现苦难及苦难之中人的追求与犯罪。并把宗教信仰看作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他的创作尤其是代表作《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都贯穿着浓厚的宗教思想,触及人类的灵魂深处。     

再论被告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以我国刑法规定的持有型犯罪为例

刑法上,被告人在特定个罪中针对特定事项承担客观证明责任,宏观上体现了国家针对特定法益趋于严厉的刑事政策选择和保护,微观上通过明确特定个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具体得以实施,这在持有型犯罪的刑事立法中表现尤为明显.从证明角度来看,要真正体现持有犯需要的周延特定法益保护、严密刑事法网和严格刑事责任的刑事政策功能定位,只能由被告人证明持有特定物品行为并不会对特定法益造成可能的侵害结果,这是被告人在该类犯罪中要承担客观证明责任的刑法根据.被告人的客观证明责任是一种提示国家刑事政策风向的技术性装置.     

试论逮捕程序的司法化改造

随着媒体对余祥林、胥敬祥等错案的曝光,使在审查逮捕环节上如何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冤错刑事案件的发生问题成为法律界,特别是全国检察系统的热点话题之一。鉴于我国现行逮捕程序存在一些不足,有必要对其进行合理的司法化改造,以促进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进一步完善。      

基于公司治理因素的财务困境预警实证研究

在对财务困境预警领域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评价的基础上,选取我国沪、深两市2007、2008年被ST的70家公司,及与其上市时间及主营业务相近的70家非ST公司,提取财务指标及有关治理指标对上市公司财务困境进行预警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将公司治理因素引入预警模型能够提高预警的准确程度,财务困境预警研究综合考虑财务指标和治理指标具有积极意义。     

Effects of correlation and missing data on sample size estimation in longitudinal clinical trials

In longitudinal clinical trials, a common objective is to compare the rates of changes in an outcome variable between two treatment groups.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 (GEE) has been widely used to examine if the rates of change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reatment groups due to its robustness to misspecification of the true correlation structure and randomly missing data. The sample size formula for repeated outcomes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missing completely at random and a large sample approximation. A simulation study i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performance of GEE sample size formula with small sample sizes, damped exponential family of correlation structure and non‐ignorable missing data. Copyright © 2008 John Wiley & Sons, Ltd.     

光绪末年司法统计中的女性犯罪

清朝末年,女性犯罪统计受到了一定的重视,展现了这一时期女性法律地位的变化及社会变迁带给女性的影响。法部第二次统计中,女性犯罪的人数、类别均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刑罚以笞杖为主,多数刑罚可以收赎,特别是通过秋朝审等形式,女性犯罪可以得到相应的援免,真正入监的女犯并不多。     

美国金融危机初始因素的敏感性分析——基于KMV模型

利用住房抵押贷款的基本定价模型及美国金融危机时期各相关变量的实际数据,对美国金融危机中的房价、房价波动率及利率三个直接初始因素进行敏感性作用力度弹性分析,探讨了房价、房价波动率及利率三个直接初始因素对住房抵押贷款价值与信用风险的敏感性与作用机理。     

社区选举：在政治冷漠与高投票率之间

本文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选民普遍冷漠的情况下,居委会换届选举依然实现了非常高的投票率？通过对上海市2006年社区选举的考察,我们发现高投票率与一人多票是分不开的。一方面,家庭而非个人是最基本的投票单位,通常一个家庭只有一名成员亲自投票;另一方面,无限制的委托投票赋予了社区积极分子事实上的“复票权”。这种局面实际上是政府、党总支/居委会、积极分子和选民共谋的结果。与村民自治相比,城市社区选举之所以缺乏活力,关键在于村委会选举以分配性利益为基础,需要选出“当家人”;而居委会选举以维持性利益为基础,只要选出“守夜人”。居民的政治冷漠实际上是由社区的利益结构所决定的,而社区选举的制度安排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冷漠。     

流浪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回归浅析

流浪青少年罪犯,作为我国犯罪团体中最为特殊的群体,在我国的犯罪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本文在分析流浪青少年犯罪成因的基础上,对流浪青少年的社会回归,特别是社区矫正方法做了积极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