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赋文体辨——兼说屈作不当名赋

本文认为 ,骚、赋分别为不同的文体 ,不应混为一谈 ,屈原之作不当以赋名之。文章着重从骚、赋产生的历史状况 ,骚、赋体性之差别 ,骚、赋之流变 ,说明二者之不同 ,其中对骚、赋体性之别论述较为具体细微。文章最后对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 ,如刘勰、萧统对骚、赋的分辨 ,汉人何以称屈作为赋 ,以及骚体赋进行了简要论述。此文有助于解决对屈原之作称名混乱的状况     

论中西诗学中自然美观念的差异性

中西方自然美观念的产生都源于人的觉醒,但不同的文化环境使中西方在对待自然审美上出现众多差异,"比德说"和"移情说"就是代表之一。这种差异性表现在文学上,呈现出西方重外省、中国重内省,西方文学作品表现物我分离较多、中国文学作品表现物我合一较多的特点。     

大雁塔文化原型的古今阐释——几组大雁塔诗歌的文本比较

唐代大雁塔是文人士子心目中的圣地,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的象征。20世纪80年代,杨炼、韩东借大雁塔来消解和颠覆诗歌的文化历史内涵,具有鲜明的反叛色彩,而后的于坚却对大雁塔顶礼膜拜,从反叛走向回归,使大雁塔成为一种隐喻,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原型意象。     

朱湘诗学(下)

朱湘诗学是现代诗学宝库中的一笔丰富遗产,为新诗"现代性"安置了一块"诗性的基石".其内容主要有潜在的爱国诗学、显在的悲剧诗学、启蒙的精英诗学、完善的形式诗学、先在的传统诗学、融通的西方诗学和唯美的批评诗学.但诗学的偏至与不完善,批评的感性与单面化也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论翻译的文化诗学研究

翻译的文化诗学产生于翻译的文化转向中,它以文化的视野、历史的角度、多学科的空间以及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充满诗性品质的跨文化活动的内部机理和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机制,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构成翻译的文化诗学的主要内容,为翻译理论研究和中西翻译理论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种进路.     

先秦儒家诗学理论之嬗变

先秦儒家诗学理论是中国诗学理论的光辉起点,后世许多有重大影响的诗学理论无不滥觞于此。孔子是先秦儒家诗论的开创者,上博竹简和郭店楚简的发现揭示了孔子诗学理论注重政教和抒情的二元性特点,同时竹简表明七十子诗学上承孔子诗学,下开孟、荀诗学理论,填补了孔、孟、荀诗学理论关系之间的空白;孟子诗学主要为其论辩服务,以诗论政,而荀子将诗学理论政治化,融诗入政。竹简的发现给先秦儒家诗学研究带来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面貌。     

追步前贤不乏创变--论扬雄赋

扬雄对辞赋创作空间的开拓主要表现在创立了"都邑"与"逐贫"两种题材系列,其次是兆示了"纪行"赋因地怀古模式的出现;其他题材的赋,作者比肩司马相如、东方朔诸家又有所创变,故在汉赋史上赢得崇高地位.     

胡适诗学的接受史考察——以懂与不懂之争为中心

作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开拓者,明白易懂是胡适白话诗学的核心。在近一个世纪里,这一诗学原则在得到认同的同时也不断遭受质疑,引起了一波又一波关于新诗懂与不懂的论争。在新诗发展精致化诉求中,面对现代派"不懂"的诗学,胡适有时在论争中进行自我阐发与完善,有时又不作分辨地接受来自不同诗学观念、风格美学的挑战与质疑。在大众化浪潮中,它开启诗歌如何向大众普及的讨论。在新中国新的历史语境中,又作为潜在的诗学依据,参与社会主义诗学话语的建构,呈现出新的接受特点。     

审美论-语言论-文化论：新时期30年文论发展轨迹

新时期30年来,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文学理论迎来了发展的最好时期。这30年文论的发展轨迹可以粗略概括为：从审美论,到语言论,再到文化论。因此,有必要在审美论、语言论和文化论三元兼摄的“文化诗学”路径中,进一步推动文学理论的研究,使它有更好的发展。     

论《古赋辨体》的“情统观”

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祝尧有感于前代辞赋创作“情感缺失”的弊端,提出了“以情为主”的赋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并不偏废“理”的作用,而是强调“以理辅情”并达到“情理兼胜”。而且,他也顾及到辞赋作品的文学性,系统辨析“情”、“理”、“辞”三者的关系。可以说,这是对辞赋“情感”理论的一次总结,并成为元、明、清三代讨论最多的赋学理论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