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国家建构中的少数族群问题

中东地区民族、宗教状况极为复杂,这导致几乎所有中东国家都存在着大量少数族群,如何处理与少数族群的关系,是影响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主要以埃及科普特人为例,阐明少数族群与主体民族间关系的演变及他们如何在中东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被边缘化。此外,本文还讨论了中东国家对待少数族群的政策性失误对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本文认为政策及执行的公平性是确保中东国家各族群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唯一出路。     

中东地区的防核扩散治理机制建设探析

本文以机制建设为分析视角,讨论中东地区的防核扩散治理机制建设。本文认为,中东国家若以地区安全论坛为对话平台,通过在争议较小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的合作治理行动增进信任,在防核扩散问题上引入“分步走”的治理措施,将更有可能在防扩散治理机制建设方面取得进展。     

埃及“7·3”事件后美国对埃援助政策研究

埃及被认为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和阿拉伯世界最坚定的盟友。美国自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以来,每年向埃及提供大量的军事与经济援助。2013年7月3日,埃及民选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被埃及军队废黜。根据联邦法律,美国暂停对埃及的部分援助。本文从“7·3”事件后美国对埃及援助的变化及其特点、影响援助变化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展现美国对埃及援助政策中的复杂利益和战略考量,根据对历史与现实的分析,预测美国今后对埃援助政策的走势。     

当代中国哲学的叙述脉络与融通取向

当代中国哲学是由传统的中国哲学、东传的西方哲学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共同构成的,在学科形态上亦划分为中哲、西哲和马哲等三大领域。这三种形式的哲学在近百年的传衍、流变和转折过程之中,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形成了不同的叙述脉络和话语模式,因而各自间也壁关重重、差异甚大,甚至存在着自说自话、"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形。在全球化日益扩展的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大国地位的日渐显豁,当代中国文化之身份的明晰性也更加引人关注,一个统一的中国哲学的确立成为时代的呼唤。如何打破中、西、马之间的壁垒,建设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体现哲学特有的普遍精神而又蕴含了百年中国之独特经验的新哲学体系,就成为当前所面临的急迫任务。     

长安东汉作家及其地域分布略考

东汉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东汉虽然已经建都洛阳,但长安文化仍然对东汉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汉长安作家是东汉地域文学的代表,通过爬梳有关史料,对东汉"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39城、52位作家的创作事迹和地域分布做了考证整理,并进而总结了东汉长安文学四个方面的创作特征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摩洛哥阿拉维君主制统治合法性分析

本文从历史与传统、现代与理性、宗教以及国王个人魅力等四个方面分析了1956年独立后摩洛哥阿拉维君主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作者指出，摩洛哥阿拉维君主制的统治反映了韦伯关于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即合理型、传统型和魅力型，其中，传统型占主导地位并与伊斯兰教紧密相连。迄今，宗教神圣的合法性体现了阿拉维君主制所有统治合法性学说的本质，然而其神圣性也遭到了质疑和挑战。     

中外交流合作共促和谐发展——"近代东亚的接触空间:以中国东北地域为中心(1895-1945)"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9月7日—10日,＂近代东亚的接触空间：以中国东北地域为中心（1895—1945）＂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华大学隆重召开。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促进东亚地区的学术交流,繁荣东亚地区的理论研究搭建了平台。     

从苏丹个案看中国对阿外交之成长

苏丹是中国外交参与程度较深的发展中国家,中苏双边关系的发展演变不仅始终彰显着共同发展的主旋律,也清晰地反映了中国对阿外交的成长轨迹。在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时期,中国和苏丹的相互援助加速了全球殖民体系的瓦解,整体上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在此后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逐步深度参与了苏丹的经济事务,帮助苏丹实现了经济腾飞和国内持久和平。以南北矛盾和达尔富尔人道主义灾难为主要内容的苏丹危机,是中国外交参与国际事务时必须直面的挑战之一。中国外交必须重新审视与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基本内容和应对技巧,在深度参与中逐步走向成熟,实现外交转型和国家形象重塑。     

抗战时期“近卫声明”的来龙去脉

1938年的三次“近卫声明”，都是日本政府为找到一个代表中国的谈判对手达到其侵略的目标而发布的。第一次近卫声明打开了诱降的大门，第二次、第三次近卫声明则是在日本大规模侵华军事进攻告一段落和汪精卫暗通日本的情况下发布的，完全体现了政治谋略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目的在于从政治上瓦解国民政府。三次近卫声明之中，以第二次近卫声明影响最为巨大而深远。     

Spillover Effects of Carbon Footprint Labelling o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Example of the East Asia Summit Region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carbon footprint (CFP) labelling are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n the East Asia Summit (EAS) region which has closely integrated production networks, wide development gaps and predominantly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Poor management of the effects would undermine not only the effectiveness of CFP labelling, but also EAS efforts towards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narrowing of development gaps. Well‐designed labelling schemes, accessible and affordable data and transparent certification processes are essential, as well as capacity‐building and engagement of non‐labelling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LD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