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道路”的创新价值及理论思考

"大别山道路"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实践创新,其创新价值体现在:依靠科技进步,振兴了山区经济;构建新型农业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大批农业科技人才;通过技术创新及推广促进了新农村建设。"大别山道路"的实践经验给我们的启发是:"大别山道路"持续发展应探寻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新模式及多层次的实现途径;继续完善农业推广系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逐步完善农业信息服务体制;强化基础教育,实行基础教育及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相结合的道路。此外,当地政府在科技、人才及财政方面的政策扶持也必不可少。     

产业发展视角的城市贫困剖解：以西安纺织城为例

现阶段学术界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农村贫困展开,较少关注城市人口。以西安纺织城为切入点,结合地区经济特点,对该地区城市贫困问题的现状、成因及对策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该地区城市贫困主要是因为地区产业发展的负累。因此,宏观层面城市反贫困的构架应该以产业振兴为载体,以地区振兴和地区融合为基点展开;从微观层面看,应注意将产业调整和企业产权改革相结合,将人力资本计划的制订和社会关系网的构建结合起来。     

团体心理辅导与贫困大学生的成长

团体心理辅导以团体情景为依托,团体内的人际交互作用,可以促使个体在交往中通过观察、学习、体验来认识自我、探讨自我、接纳自我,调整和改善与他人的关系,学习新的态度与行为方式,以发展良好的适应行为。运用团体心理辅导的训练方法,对贫困大学生进行团体心理辅导,可以改善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     

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反贫困对策构建

一般的贫困概念核心往往是收入低下,阿马蒂亚·森认为尽管低收入与贫困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对贫困的考察不能仅仅停留在收入问题上,贫困的实质不是收入低下,而是可行能力的贫困。按照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加大我国贫困人口能力方面的投资,促进贫困人口能力的提高,是消灭贫困的根本途径。     

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考评方法及其优化

现行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考评体系采用综合指标评价法,从扶贫成效、资金管理及使用等方面评价各省财政扶贫工作。应采取专项评价和综合评价结合,改善考核指标,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分区考核,建立工作平台,建立专家库,合理利用评价结果。     

论北魏自耕农的贫困

自耕农的贫困始终是困扰北魏政权的重要问题。北魏自耕农来源的多元化与致贫因素的复杂化使得北魏自耕农负担不断加重。北魏自耕农的贫困与贫富差距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北魏制度设计的缺陷。北魏政权为防止自耕农贫困而采取的赋税蠲免、灾伤赈济以及税率调控等措施仅是头痛医头之举,并未从制度上解决根本问题,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缓解自耕农的贫困。这最终导致了北魏的衰亡。     

福建省农村扶贫开发历程及前瞻

福建省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经历了广义扶贫阶段、制度变革扶贫阶段、开发式扶贫阶段、扶贫到户模式阶段,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扶贫战略应进行相应调整。在回顾和总结福建省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历程的基础上,指出农民素质偏低是导致农村贫困的核心因素,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是制约农民素质提升、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提出今后的扶贫模式应逐步由从物质投入为主向人力资本投入为重点与核心的方向过渡,通过教育投资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通过培训投资使农民依靠农业现代化增收致富、提高非农产业就业的能力,通过健康投资减少因病致贫现象的发生,通过迁移投资完善交通设施、改进就业信息渠道,降级劳动力流动成本。     

马克思对贫困的政治哲学思考——对《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的解读

马克思从社会整体观出发,对政治与社会关系作了哲学阐述。他批判了一个普鲁士人即卢格对政治的狭隘理解,导致以政治理智蒙蔽社会本能,无法认识到社会贫困的真正原因。马克思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为无产阶级找到了消除贫困的现实基础——社会主义,他进而独特地阐释政治国家要消灭贫困,那它就应该消灭无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从而消灭这个社会和作为它的产物的政治国家自身,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获得彻底解放。马克思在关注工人阶级及社会的弱势群体的贫困之中,形成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并以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哲学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哲学。     

河北省省级贫困县农村居民移居城市意愿研究——基于邯郸市广平县的调查分析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飞速,农民工源源不断涌入城市,长期以来形成城乡二元结构,农民移居城市意愿在京津冀一体化和推进城镇化背景下呈何状态、有何变化？笔者通过实地调研,分析问卷数据,分析移居城市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变化,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2011-2018年省份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和多重中介模型探讨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在考虑城镇化、经济增长等影响贫困因素的基础上,减贫效应依旧显著;数字经济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显著,即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家庭增收和弱化收入差距的渠道影响贫困,但数据资源配置不均带来的数字鸿沟可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相对贫困的治理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