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私法和谐世界理念的三重境界

和谐世界理念的基本价值指向是平等、公正、多元。和谐世界理念与国际私法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国际私法追求和谐的第一重境界是力求实现各国法律体系的平等共存。国际私法追求和谐的第二重境界是实现对不同国家当事人的公正保护。这两重境界的和谐诉求由于国际社会现实和调整方式的局限难以实现。现代国际私法追求和谐的第三重境界是对传统国际私法的价值目标和调整方法进行融合,以求实现更高境界的和谐,即对当事人的正当利益的有序调整。     

“关系人”受贿的共犯认定——兼议《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

随着<刑法修正案(七)>的正式通过,"关系人"受贿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相比以前的规定,"关系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并确定了关系人可以单独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关系人作为受贿罪的共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而对共犯构成要件的分析,也为共犯的认定提供了便利.结合修正案的规定分析关系人参与受贿的诸多情形,可以看出对"关系人"受贿的共犯认定仍然比较复杂并存在一些争议,还有待于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依据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具有其必然性法律与道德既相区别又相联系是其理论依据;对我国传统德治和法治思想的扬弃与超越是其历史背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其现实基础.     

表见合伙之价值评判——兼析新《合伙企业法》第76条

2007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合伙企业法》是一部非常有效地法律,但其最大缺陷是仍然没有规定表见合伙制度。表见合伙与表见代理、与民事欺诈是有明显区别的,不能用表见代理与民事欺诈解决实践中的表见合伙纠纷。新《合伙企业法》第76条的规定让人困惑,像似表见合伙,实则不然。建立表见合伙制度更有利于保障交易公平和安全,彰显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充分救济善意第三人的权利。因此,我国应当建立表见合伙制度。     

“坦白从宽”在反垄断法中的应用——中国垄断协议的宽大政策研究

随着《反垄断法》的颁布实施,垄断协议将趋于隐性化,发现和认定垄断协议的难度也将随之增大。为了解决秘密垄断协议侦破难的问题,许多国家纷纷出台了宽大政策,中国在2007年颁布的《反垄断法》中也制定了宽大政策。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宽大政策的理论基础,指出宽大政策通过改变卡特尔成员的参与约束或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可以对卡特尔起到威慑和瓦解效果;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宽大政策的现状,通过对比美国和欧盟的宽大政策,研究发现目前中国的宽大政策存在透明度低和不确定性大等诸多问题;最后给出了完善中国宽大政策的措施。     

刑法第306条设置批判质疑

我国《刑法》在1997年修改之后，其第306条一直在法律界备受关注，该条规定从立法观念、特殊主体设置、条文拟制、司法平衡、审判实践及实施后果上都引起极大争议，尤其是律师界对此条规定意见颇多。在宪政背景下，公权机关仍然是公众权利的受托人或者代言人，对公权机关的无原则歧视或者攻击，就是对公民权利的另一种不尊重或者践踏。因为公权机关同样需要善待，一如公民权利需要善待一样。     

Praetor的实与名:从正名开始的罗马公法研究

古罗马的Praetor的名实问题,从翻译的角度说存在八种汉译,对Praetor官职从古罗马共和时期开始直到帝政时期的实际职掌,其最初是一种兼具行政、司法和军事职能的官职,只是到了帝政时期,Praetor才慢慢地转变为专业的司法官.因此,对Praetor一词的准确把握,应依据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职能进行,不能通译为裁判官,最好的释义是副执政官.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法治进路——以整合发展观为视角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法治的理解和实践也不尽相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一方面必须吸收和接受外来法治观念和法律制度,另一方面还要保持自身个性,以使法治发展适应自身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传统的要求.基于法治发展的这种两难状态,本文结合中国自身实际,引入了一种法治的新发展观--整合发展观,并在此基础上审视探析法治在中国实现的可能途径,从而提出在中国实现法治应当对法治要素进行位次排序.     

对《劳动合同法》立法宗旨的认识

《劳动合同法》从立法之初,其立法宗旨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激烈争论,主要集中在立法根据以及＂单保护＂还是＂双保护＂等问题上。应从倾斜保护的角度认识《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即《劳动合同法》既不是＂单保护＂,也不是＂双保护＂,而是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同时,兼顾保护了用人单位的利益。     

阿伦特人权现象学探微

古典人权理论的本质主义立场将人权归结为人所固有的权利,而忽略了人权得以实现的条件,从而使人沦为没有任何身份的赤裸生命,最终导致人权在现实中很难得到有力的保障。阿伦特从现象学的视角出发,以其富有争议的方式对当代的自明之理提出了挑战,反对用固有的理论范畴来解释人类历史的经验,强调采用新的方式朝向实事本身,重新考虑人权的条件,也即共同体的基础性作用。这种对当代自明之理的尖锐挑战,为我们反思人权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