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专权背景下的唐文宗朝翰林学士

在大和五年（831）宋申锡事件前后的大和年间的翰林学士有着不同的群体特点,而在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前后的大和年间和开成年间的翰林学士的群体特点也不尽相同.在宦官专权背景下,唐文宗朝翰林学士进行了不同的政治抉择,同时,产生了复杂的心境.唐文宗朝掌握政治权力的还是宰相和宦官,翰林学士虽为唐文宗的近侍之臣,却还是要以朝臣尤其是宰相的身份才能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原因补论

向南迁徙是拓跋鲜卑的历史传统。孝文帝舍平城而选洛阳作为都城,乃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孝文帝的正统思想和大一统理想体现了迁都洛阳的必然性,其后进行的风俗改革则彰显了迁都洛阳的必要性。从东晋迁都洛阳之争来看,洛阳是统一帝国的都城首选。孝文帝迁都洛阳正是看中了洛阳的政治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     

试论《明实录》对建文帝的态度及其变化

作为明成祖嫡系君主所控制的《明实录》,在对待被成祖推翻的建文帝的年号及历史上,存在着明显的排斥态度和掩盖倾向,反映了明代官方史学在对待统治集团内部被打倒的重要人物上的处理倾向,以及专制政治下失势人物失载的命运。随着皇权的松弛和士风的变化,由史臣们具体纂修的晚明实录,开始改变以往掩盖建文历史的做法,频繁载录建文的历史以及为之平反的请求,表明代表帝国意识形态的儒臣与代表上层建筑的君主之间,在伦理价值与政治利益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与清世祖御注《道德经》及其“政道”观研究

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和清世祖御注的<道德经>的共同特点是"化道为儒"或"化政为道",重在求"治道"而"非用其教".这种"政道观"始终用王道追求的"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贬抑道教追求的"长生久视"的宗教理想,造成道教"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说明"神圣性"道教长期受"世俗性"王道支配左右是中国封建社会政道关系的基本态势.     

北京大学校园内植树碑考证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旁有两块植树碑,一块是清朝乾隆皇帝丁未年（1788）所立,一块是民国十一年（1922）燕京大学教育系壬戌班所立,本文对这两块碑的碑文进行了考证。     

汉唐长安昆明池的功用及其文化与文学影响

疏凿于西汉鼎盛时期的昆明池,是汉武帝为了训练水军,以打通西南通道、迎战当时的滇国和南越而修凿的。在汉唐盛世,昆明池一直承担着训练水兵、供给都城用水即航运的实际功用,同时也是皇室贵族、文人墨客游赏的胜地,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蕴含着相当丰厚的文化内涵,并成为词人骚客缅怀盛世、感慨古今的重要载体。     

小说史上的“柯尔律治之花”

博尔赫斯通过分析西方的小说作品,总结出柯尔律治之花这一文学传统。类似的传统在中国小说史上也赫然存在,从班固的《汉武故事》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白于玉》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绵绵不绝终至发扬光大。仙桃核、樱桃核、金钏、宝玉、仙药、青鸟等,都是中国小说史中屡见不鲜的灼灼红花。分析这一现象,有助于明了中国文学大背景上的小传统,有助于透视中国作家代代相传、薪火永继的精神血脉。     

汉代王侯受赐特点论析——以《史记》《汉书》景帝遗诏的差异为视角

对《史记》《汉书》所载景帝遗诏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史记》景帝遗诏所载赐爵事恐有张冠李戴之嫌,将本不属遗诏的赐爵事也书于其中。实际上,汉廷对诸侯王概不赐爵,虽存在皇帝（或皇后）对个别列侯与关内侯特赐授爵的情形,但从不泛赐爵级,不愿轻易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与权力,对王侯赏赐多为金、驷马、封户等,这种赏赐原则也对后世统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师培的黄帝明堂研究

鉴于黄帝明堂制度在中国文化转型中的意义和作用,以及有关学者的不同见解,从典型案例刘师培的观点及其源流出发,深入分析黄帝明堂制度。分析认为,明堂制度萌芽于神农时代,正式形成于黄帝时代;黄帝明堂存在名异实同现象;明堂的功能主要是教化万民,虽然当时已从明堂中分化出承担类似功能的学校,但是仍然以明堂为主;黄帝明堂形制历来有五室、九室十二堂之分,体现了不同学派的思想。     

陕西黄帝陵“国祭”地位的形成

为研究陕西黄帝陵“国祭”地位的形成,通过分析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检索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对黄帝陵的祭祀,分析认为,河南新郑“黄帝故里”主张可能有误,真正的黄帝故里应在泾渭流域的黄土高原;黄帝陵“国祭”地位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而形成的,是不可置疑、不可被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