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邿国地望及相关问题再探

针对学界有关认识,综合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对周代邿国地望变迁进行重新梳理,得出以下认识:邿国初位于汉晋平阴以东,因战略位置险要,故在齐势西扩的压力下约于春秋中期早段南迁,在汉晋任城亢父邿亭立国,平阴故地成为齐之邿邑.南迁后邿沦为鲁国附庸,公元前560年因内部分裂而灭于鲁.因此,鲁取之邿并非平阴邿国,而应是南迁后的亢父邿国,山东长清仙人台邿国墓地当对应平阴之邿.     

八股科举制度的虔诚信徒——评《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

八股文导源于宋代而盛行于明清，在明清两代，八股文是读书人猎取功名的唯一手段，八股文禁锢着读书人的思想。《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是一个本性善良、豪侠仗义之人。他虽然二十多年科场不利，但仍然将举业作为他人生唯一的目标。他是八股科举制度的虔诚信徒，他真诚地捍卫举业，最终成为八股科举制度的牺牲品。     

精“译”求精——文化翻译观照下的《陋室铭》两英译本比较谈

从文化翻译观角度出发,通过对刘禹锡《陋室铭》两个英译本在选词和句式上的试探性分析,探讨中国古典诗词英译中的文化传真,即要求译者克服其母语所习得的文化生活经验与译入语或译出语文化的差异障碍,将译入语和译出语进行创造性的信息编码与解码,从而客观地传达出语言文字表层所蕴含的文化因素。     

读《唐会要》札记一则

在检阅四库本《唐会要》卷七十四《选部上.论选事》和中华本《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进士》时,发现二书或整段内容此有彼无,或史事时间序次歧互淆乱,或人名和官名互有出入,或文字衍脱讹误,凡此类可拾掇的问题不在少数。     

苏轼与程颐易学动静观的比较

文章从宇宙化生、性情、卦爻三方面对苏轼、程颐的《易》学动静观作了比较,揭示了理学和庄玄之学两种解《易》思想的差异。关于宇宙化生,苏、程皆承认阴阳之“动”生出万物,而程颐从宇宙运动中抽绎出“理”作为最高法则,苏轼则归之于造化无心。落实于性情论,两人皆突出“静”的高明之境,然而程颐的心之安静是以长时涵养的道德自律为前提的,而苏轼的“静”则缘于应物无心、淡然自若的处世情态。体现在符号化的表征—卦爻上,程颐的动、静合“理”体现为爻位的嘉善,苏轼的动、静自然则体现于卦爻之间的动态平衡。     

苏轼笔下的酒名

酒名,凝结了中国的文化创造,作为北宋饮酒名人,苏轼笔下有众多饶有趣味的酒名。本文通过全面梳理苏轼作品中所涉及到的酒名,以期对宋代酿酒业本身、宋代乃至中国酒文化有所了解,特别是由此彰显苏轼的酒观念和饮酒背景,从而更为深入地理解这位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巨匠。     

老舍与施蛰存：迥异的都市抒写

老舍和施蛰存都是都市小说家，与所描写的都市有着切肤的情感，不像京派作家那样用乡村的纯静优美来反衬都市的腐败、虚伪和堕落，也不像左翼作家那样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揭示都市尔虞我诈、男盗女娼的现实，而是客观中肯的，但仍然能发现都市的弊端：老舍用幽默的笔墨，讽刺北京这个乡村都市的封建性；施蛰存运用心理分析和感觉主义的方法，表现上海这个现代都市的堕落与变异。     

朦胧的、不确定的救国理念——"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新式知识精英的初步反应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使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感到了严重的威胁。中国新式知识精英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作出了各具特色的应对,从总体上看,他们这时的救国主张还是较为含糊、朦胧的,但他们都在努力寻找救国的方案,开始认识到对人民进行启蒙、提高国民觉悟的重要性,从而开始了他们改造国民性的伟大工程。而在教育人民和启发青年觉悟的问题上,这时他们所崇尚和提出的,仍然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权学说,这也是他们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同路人的重要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论协同理论与建构主义的契合--以洋思、杜郎口模式在教学中的应用为背景

分析洋思、杜郎口教学模式,认为其吻合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并且从宏观的把握上,也具有将协同理论应用于教学方法的创新意义。指出协同理论对教学整体系统宏观环境的把握和建构主义对于学习主体微观内部的指导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种契合对于全方位提升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转变旧的教学模式提供了理论指导。     

《赵氏孤儿》在十八世纪英国的改编

《赵氏孤儿》是我国最早传入欧洲的戏剧,也是18世纪唯一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18世纪的英国至少有3个《赵氏孤儿》的改编版,分别是1741年威廉·哈切特的《中国孤儿:一出历史悲剧》、1756年托马斯·富兰克林翻译的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和1759年亚瑟·谋飞的《中国孤儿》。这3个版本借鉴了原作不同的情节,表达了改编者不同的诉求。考察这3个改编版本,可以揭示中国戏剧与英国戏剧的融合,让我们在一个侧面了解《赵氏孤儿》在18世纪英国的传播状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