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以吏为师"及其相关问题考辨

"以吏为师"是秦国暴政的手段之一,这种畸形教育制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尊奉法家反对儒家是导致"以吏为师"的根本原因,分封与郡县制之争导致了"焚书坑儒"与"以吏为师","坑儒"事故使"以吏为师"的畸形制度进一步巩固.究其实质,"以吏为师"在于加强思想控制."以吏为师"破坏了秦朝的文化教育,对先秦时期行之有效的"官"、"私"学之教育制度,也是一次致命的破坏.     

样式雷图上的春熙院

春熙院是清代圆明园五园之一,关于它的位置迄今未有定论。样式雷《圆明园以东水道图》为我们提供了春熙院位置的线索,通过分析可知,样式雷图所标春熙院位置是可信的,它位于长春园北,而不是以往所认为的北京大学未名湖区或朗润园等地。     

"南宋前期四六四大家"说献疑

程千帆、吴新雷两位先生在<两宋文学史>中对于宋代骈文(宋四六)发表了精辟的论述,同时也提出了"南宋前期四六四大家"的说法,具体所指为汪藻、孙觌、洪适、周必大四位南宋四六文名家.不过从四大家入选人数与分期两方面看,此说还不够严密,对洪适、洪遵、洪迈兄弟四六文数量和地位的论述也有进一步深入讨论的余地.总体看来,南宋前期骈文创作较为繁荣,名家众多,"四大家说"尚不足以概括这一特点.     

论郁达夫与施蛰存小说艺术风格的异同

郁达夫和施蛰存的小说有同有异,很有可比性。其异同主要表现在:都属于心理分析小说,但其严格程度、感情烈度不同;都有对性心理的描写,但郁氏写的是性苦闷,施氏写的是性压抑;小说中都洋溢着一种诗情画意,但郁氏小说多描绘自然美景,施氏小说多渲染古典之美。两人小说风格的相同性主要是因为传统文化修养的共同性、现实人生的孤独和压迫感以及外来影响的共同性,不同性主要是生活经历、文学主张和性格不同造成的。比较两人小说风格的异同能让人们更好地把握两人小说的艺术特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窥探作家创作的一般规律。     

平心论高鹗,到底意难平:林语堂的红学研究——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六

林语堂红学观点和思想集中体现在其红学代表著作《平心论高鹗》之中,这部著作集中研讨了"高鹗是否续书的问题"和"高鹗续书如何评价的问题",自有其道理。林语堂认为,《红楼梦》全书乃曹雪芹所作;高鹗修订的后40回不但不坏,而且异常精密,异常合理,不悖该书大旨;高鹗的贡献主要在于保存流传之功。《平心论高鹗》中的观点,有些是有道理的,但对后40回的评价亦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然而,作为"一家之言"的代表作,应该受到尊重。     

《马氏文通》中关于介词"之"用法分析的缺陷

<马氏文通>是我国语法学史上第一部系统性的语法著作.它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古汉语语法,具有一个完整的语法理论体系,但其中的矛盾之处也很多.如对介词"之"用法的分析存在缺陷:第一,它的分类标准不统一,类别的归属不够恰当,介词"之"的同一类用法出现在不同的类属中.第二,由于对语法结构的认识不成熟,导致举例不当.     

土家族灯歌《黄四姐》

用于民俗活动中的娱神歌 [1]《黄四姐》采拮于湖北建始三里乡,属当地特有的灯歌·喜花鼓。后人以“联姻”和“借用”的手法将利川灯调音乐与之相融合,运用内部结构的扩充与尾部故事情结的续编,使作品原本为一段体的发展成为A+B式 2段体结构,使少“角”音的A徵六声调式得到弥补,使常出现于土家族民歌中律动性极强的“数板”得到充分运用,进一步突出了它的歌舞性特征,使土家族灯歌音乐发展得到较大的促进。无论它是古典的娱神歌,还是通过改编并用于舞台的现代表演形式,都确立了它歌舞相随的演绎特征。     

彝族“尔”(龙)文化内涵探析——从语言文化视角解读《支格阿尔》

华夏民族自称为龙的传人,彝族以龙、虎为图腾。在中国的英雄史诗中,史诗与"龙"和龙的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以支格阿尔姓氏中龙"尔"[lu]的缘起;汉藏语系语言中龙"尔"[lu]的源流;龙"尔"[lu]是英雄人物的精神和力量;龙"尔"[lu]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为内容,以解读《支格阿尔》等英雄史诗蕴藏的文化内涵为主线,对英雄史诗中龙的精神进行分析研究,提出龙的精神就是英雄史诗中的英雄精神,龙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勇敢、无畏、团结、奋斗的民族精神。     

都市女性欲望的透视——张爱玲“香港传奇”与施叔青“香港故事”比较

张爱玲与施叔青分别在20世纪40年代与80年代创作了多篇以香港为题材的小说。她们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指出了都市女性苍凉的生存困境，并揭示了女性原始而又恒久存在的“原罪意识”。在物欲和情欲的支配下，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无法活出自我，逐渐沉沦下去。而施叔青小说中的女性虽然曾一度沦为物质的俘虏，但大多能走出来自省，从欲望中觉醒，获得新生。     

重评凌濛初笔下的唐赛儿形象

几乎所有文学史论著一旦论及凌初《二拍》中作品《何道士因术成奸》时,皆视这篇小说为凌氏诬蔑农民起义女领袖唐赛儿的重要证据,以为小说把她描写成了一个淫乱不堪的妖女．其实不然,若以文学审美的历史眼光对这篇小说重加审视,则会得出与历来评价大相径庭的结论：作者以独特的文学表现手法讴歌了这位倡导白莲教起义的女领袖,并将她塑造成了不起的巾帼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