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陆犯焉识》与电影《归来》之比较

张艺谋的最新力作《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由于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从小说文本到电影文本,二者在主题、情节、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命运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在这些差异的背后,传达出了作家和导演不同的艺术诉求。文章通过比较《陆犯焉识》与《归来》,来深入挖掘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电影对小说改编的得失。     

从《文选》选诔看萧统的诔文文体观

萧统《文选》对诔文的编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诔文文体观。在其文学进化观念的指导下,他所选八篇诔文皆为魏晋以降之作,且多是为亲朋好友而作的私诔,体现了其对魏晋时文时风的推崇。诔文内容以述德和表哀为主,萧统更注重个体哀情的抒发;在艺术上,受当时追新逐丽文学观念的影响,偏好于驰骋文采之作;在诔文体制方面有比较灵活的认识。此外,对楚辞体诔文的选取,反映了萧统对诔文发展演变轨迹的准确把握。     

姜氏之戎与宝鸡

西方的羌族,包括从羌族中分化出来的姜姓氏族起源于西北,族源上与三苗无关;而三苗迁往西北的一支后世称为犬戎、允姓之戎、猃狁、阴戎,即后世的氐族,其文化遗存是寺洼文化.陇县发现的齐家文化中晚期的川口河类型遗存,是姜姓四岳氏族的文化遗存,从而把宝鸡市与炎帝的关系追溯到尧舜禹时期.正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四岳氏族的后裔姜氏之戎商代早期才能兴起于宝鸡市区.     

冯友兰、张岱年关于惠施评述的异同辨析

文章通过对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和《张岱年全集》中相关文献的考证,简要分析两位先生对惠施在学术地位、学术思想和人生观方面关注点的差异与统一,以期在加深对惠施辩证认识的基础上,强化对传统哲学更整体、更积极的评价,进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     

叙述孤独与孤独叙述——解读师陀的《果园城记》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孤独代代传承,抒写孤独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个主题。1940年代的师陀更是将孤独主题在其小说集《果园城记》中发挥到了极致。在《果园城记》中,叙述孤独与孤独叙述二者有机融合,建构和彰显了文本强烈的“孤独”主题。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之异

李白与苏轼的创作个性具有“旷放”与“旷达”的差异,前者倾向于外放热烈,后者倾向于内敛冷静。其原因在于李白是把自己摆放在繁华鼎盛的大唐帝国的横向历史背景之上来建构个人的理想,其豪侠的性格使建功立业的思想强烈伸张。苏轼更善于将自己摆放在宇宙人生的纵向历史中,着眼于调整自己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以求取内心的“和”与“安”的境界。     

从胡适到殷海光:近代自由主义的趋新与返古

从胡适到殷海光,近代自由主义的发展,一面是在变革中守护、在激荡中稳立、在代际交替中传承的脉络,一面又是不受拘于思想前辈,不停地修正观念,力求超越五四、超迈前人的思想追求。在政治层面,胡适晚年强调容忍是自由的根本、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把自由的实现、自由的保障归结为内心状态;殷海光则认为政治自由既然是一种外部自由,实现的基本途径就应该是争之自外,应当关注保障自由的外部条件,应当关注防止把人不当人之弊端的外在制度设计。在经济层面,胡适、殷海光均从经济平等转向经济自由,曾被视为通往自由社会之坦途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被转而视为了通往奴役之路。在思想层面,胡适与殷海光均关注思想自由与表达、传播思想的自由,但殷海光不满意于前辈的浅显激越,而追求深切理性。在伦理层面,殷海光忠诚于个性自由这一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但他不满于胡适等五四一代存在的只关心自由的个性而回避道义担当、欠缺社会责任、缺乏道德勇气的倾向。     

五四运动与民主观念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变化

1915--1924年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观念与科学观念相伴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口号与价值认同。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对新文化运动发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影响,促使中国人重新思考追求民主、实现民主的道路,进而促使中国人对民主观念的理解和阐释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对欧美民主政治的单一性理解,转变为新文化运动后期的对民主政治的不同追求。陈独秀对“民主”内涵的新阐释,孙中山对“民权”道路的新探索,胡适力主从“问题”人手实现“民主”,梁漱溟强调在儒学基础上认肯“民主”,这些都是对民主政治不同追求的有代表性的体现。民主观念的这一变化,具有多方面的合理性,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有着积极的值得肯定的意义。     

聂耳音乐创作的地域特征

音乐家受各自地域文化的影响形成不同的创作风格和流派。云南的地域音乐文化影响着聂耳音乐创作的整个过程。他的音乐创作源自云南这块多民族灿烂音乐文化底蕴丰富的沃土。他的歌曲融人了云南的花灯、滇剧、洞经音乐、少数民族音乐等诸多元素,这是聂耳音乐创作地域特征的关键所在。     

浅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

五四运动后,我国思想界各派学说竟起,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通过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胡适固有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以及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可知,这场争论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中发生在学术界的一场充满自由平等氛围的争论,胡适＂问题与主义＂的矛头不是指向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向当时中国学界不够科学的各种思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