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家美学对苏轼文艺思想的影响

道家美学对苏轼文艺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诗词中展现出的崇尚真朴,傲视荣贵的思想品格;提出了寓意于物,游于物外的审美态度;其被贬谪期间的作品展示了他看穿忧患,随缘自娱的超然的人生境界;在文艺创作上提出了随物赋形、成竹于胸、反对雕琢、因任自然等重要理论观点。     

山谷诗二史注的诗学研究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延续了宋人注宋诗的优良传统,在引典、释意、诗学研究、校勘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二史注总结了黄庭坚诗的重要用典技巧,包括典故的活用、反用、借用、兼用、摘要以及句式的模仿等。二史注特别重视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解释黄庭坚诗,利用各种宋代史料,考证了黄诗的创作背景,总结了题旨,并重点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诗句。二史注还常常以"心解"的方法揣摩黄庭坚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在此基础上,史容高度评价了《山谷外集》的成就与价值,认为其风格高古,不容弃去,并总结了黄庭坚诗有为而作的命意特点。此外,史容注还对任渊《内集注》有所补正,并从事了校勘工作。     

论《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

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苏诗佚注》保存了稀见而重要的赵次公注,展现了赵次公创导的重要注释方法：其一,赵次公注的释意,以＂心解＂的方法逐句详细释意,揣摩苏轼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并有根据苏诗的结构分段释意,在宋代诗歌注释中独树一帜。其二,在此基础上,赵次公注详细分析了苏轼富于创新的创作个性,包括不用古人事、语、意而自命新意、翻新意于古人之上、自创新格等方面,是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典范。《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旁通时行”的道德哲学——牟宗三论“焦循易学”

焦循是清代著名经学家,他建构起用"旁通"、"时行"、"相错"等原则诠释易经的新的方向。其关注的焦点,与其说是对于卦象之间的变化的规则,不如说是在对于自然哲学的描绘性的基础之上,建构起一个关注于人的行为的实践领域的道德哲学系统。其核心在于,人的价值世界的构成,源自人的行为的展开,而行为的意义则来自对于天道的当位与失道与否。行为的意义可以经由悔吝而得到修正。在牟宗三先生看来,焦循的易学通过对于价值世界的建构,继承了先秦儒学的道德哲学,体现出易经所具有的积极的生命意义。     

苏词咏物对象的情感化特征研究

咏物词作为一种艺术表达方式,呈现出含蓄、委婉、朦胧、隽永的风格和盎然的意趣,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通过对苏轼咏物词咏物对象的情感化审美特征的分析,总结出苏轼咏物词的特点：文如其人,个性鲜明,形神兼备,富有寄托。苏轼对咏物词审美领域的开拓之功,形成了咏物词的发展特眨-对后世咏物词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卓吾李先生,今之子瞻也＂——李贽与苏轼并论之意义探讨

袁中道尝誉李贽为"今之子瞻",李贽与苏轼二人并论之基础及其意义何在实有值得探讨之处。苏轼备受晚明文人推崇,而李贽正是当中彰扬苏轼之第一人,研究之初首先引证李贽对苏轼之推重,其次讨论李贽在晚明苏学盛行之风潮中的代表性地位。晚明文人与道学家对立之意识,可上溯至北宋之洛蜀党争,故李贽被视为"反道学"之文人,实亦承继了苏轼蜀学与洛学对立之精神。然李贽学术乃阳明嫡传,而阳明心学尽管与程朱理学相颉颃,却无疑仍属道学一脉,以性命之学为依归。由此进一步考察李贽之"反道学",仅在反程朱之一尊;而其表彰苏轼,亦正代表了阳明心学涵融洛、蜀之精神,今日重新正视李贽与苏轼之学术,对儒学之过去与未来亦将有更开阔之思考。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     

杜子春音和二郑音的音义匹配

杜子春音和二郑音,无效音切的比例相当高。除读为外,杜子春音和二郑音都不是杜子春和二郑注的,而是陆德明注的。     

周云青《四库全书提要叙笺注》初探

近人周云青早年所著《四库全书提要叙笺注》,有意师从汉儒诂经之法,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各部类之总叙、小叙训注,实事求是,简洁明晰,给初学者提供了很大便利。晚出之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大抵从新学角度加以讲评,影响较大,而二者取向颇有相异之处。     

《齐诗》情性论新探

汉代儒家学者接续先秦学者对情性的关注,运用情性论《诗》,在汉代经学视野下对于文学内部规律进行了有益探讨.汉代四家诗中,《齐诗》学者的情性论颇有特色.同出一脉的匡衡与翼奉对此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翼奉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情性,体现出汉代阴阳五行思想对于诗学的渗透.作为同受儒家正统文艺思想牢笼的汉代各家诗学,不管“匡氏”学与“翼氏”学,还是《齐诗》学与《毛诗》学,其最终目的都是干预现实,经世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