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魏晋名士简傲性格之成因——以《世说新语》为例

魏晋名士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放任、怪诞的行为，究其源是他们的性格使然。以《世说新语》为例对魏晋名士的傲诞行为与性格加以分析，并从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家教背景几个方面追溯其形成原因。     

苏轼词中用典及其文体学价值刍议

用典是中国古典诗词一个重要的特点，诗词中频繁用典素有掉袋书之称，在宋词中用典，往往成为作家才学的展示手段，典故使词在内涵上增添了许多文赋的色彩。它成为苏轼“以文为词”的突出表现——苏轼词中典故对于以文为词具有深刻的文体学价值。     

试论楉矢石砮文化

肃慎民族的"楉矢石砮"是其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肃慎文化的特有标志和显著特点.肃慎的楉矢石砮文化是我国东北地区北部文化的源头之一,它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等民族的文化形成了渊源关系,因而具有文化开创的珍贵历史价值.     

李土司先世辨正

本文主要对土族李土司家谱中关于其先世为李晋王的传说加以考证,认为李土司家族传说的晋王即是曾五次出征河湟的西夏晋王察哥,李土司初祖赏哥为晋王察哥子孙,所任之职为西夏齐王遵顼大都督府,出镇鄯州,夏封鄯善王,后世遂误传为元代之事。     

关于苏轼并非音律家的探究

苏轼词是否和音律这一问题,学界争论由来已久,各家众说纷纭,有人说苏轼只是略懂音律,也有人说苏轼精通音律,是音律家。各家对于音律的理解都存在着分歧,在格律方面苏轼作词显然符合要求,但从音律方面来讲,苏轼的词有很多不和音律的现象,不能说苏轼是音律家。     

论“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兼谈召公在周初的历史地位

周公、召公在武王灭商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武王逝世后,成王年幼即位,周公践阼,行政当国,召公任太保,为周公的助手。周公、召公“分陕而治”、“东征平叛”、“创建成周”、“教导成康艰苦创业”,为周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促成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的“成康之治”兴盛局面。实际上所谓“成康之治”,就是孔子所赞颂的“周召之治”、“周召之业”和“周召之迹”。     

试论司马光的经济思想

司马光的经济思想是保守的,但他的保守是建立在他对中华帝国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的。他主张开源节流,阐扬轻徭薄赋、黜奢崇俭、蓄积与常平的“富民”思想。针对日益严重的财政经济危机,他提出了一整套经济改革的主张。最主要的是他对传统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和经济管理的深刻体认。     

论司马迁对先秦仁学的继承和改造

仁学思想是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思想。司马迁通过历史研究,认识到了"仁"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于是对先秦仁学,特别是孔、孟仁学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和改造,孔子的仁学思想更是成为了他撰写《史记》、品评历代帝王的重要指导思想。本文将从《史记》入手,论述司马迁对先秦仁学的扬弃,并分析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和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借鉴价值。     

"怎样才能建立起民族的信心"——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关于"信心与反省"的讨论及其他

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不免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占据思想界主流位置的种种世界主义的主张形成一种紧张的对峙.《独立评论》围绕"如何树立民族信心"的讨论,正是这一"紧张对峙"的反映.通过对这一讨论的内容、背景及其与"本位文化"论战的关联等多方面的梳理,试图展示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学人在国难日渐深重、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昂的现实面前的坚持、妥协和困窘,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各种思潮既对立又相通的生动复杂的面相.     

"四维"与"五德"历久弥新的中华传统荣辱观

荣辱观念古来有之,古代思想家历来十分重视荣辱观念。先秦诸子的“四维”(礼、义、廉、耻)与“五德”(仁、义、礼、智、信),就是中华传统“知荣明耻”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