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心理认知

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度加深的现实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出了客观要求,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是势在必行。受到金融危机重创的世界经济面临重振、中国经济多年发展的有效积累和向好态势可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现实机遇和有力支撑,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机已经相当成熟。然而,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应在知己知蚀基础上理性制作战略规划,为实际启程做好精心准备,完成对企业“走出去”战略本身、企业“走出去”所在地国民文化及企业文化、有利于“走出去”的企业形象打造等方面必要的心理认知,中国企业“走出去”之路才会变得更加平坦、更加宽阔、更加顺畅、更具成效。     

区域高职教育个人需求分析及其评价

区域高等职业教育个人需求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从高职教育的目标人群出发,分析了区域高等职业教育个人需求系统的概念、系统组成和作用机理;从多目标角度,提出了辽宁省高职教育个人需求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具体指标进行了排序。基于此对1998年高职扩大招生以来辽宁省高职教育个人需求状况作出了评价。     

论"文字"的本称是"书""契"

汉民族文字,即汉字,这一称谓毋庸置疑。但是,汉字在其初造的时候,是不是就叫“文”、“字”?抑或是其他称谓?试以历史文献为依据,从文字学和音韵学的角度论证汉字的最早称谓应是“书”、“契”,而“文”、“字”是后来的假借用法。     

战后初期中国的对日政策与战犯审判

194 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 ,国民政府从长远的对日关系考虑 ,制定了“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 ,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国民政府在战时和战后对日本违反国际法所犯罪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在审判前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并在审判过程中加以完善 ,审判是严肃、公正的。由于实行“以德报怨”、“宽大迅速”的审判方针 ,仅有极少数日本战犯受到处罚。国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 :一是战后大多数日本国民感激中国 ,对中日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由于审判过于宽泛 ,使大批日本战犯逃脱了正义的惩罚     

《红楼梦》英译与中国文化传递

<红楼梦>英译工作始于1830年,至1986年结束,大致可分为四个翻译期:即发轫期、断残期、编译期和全译期.文化传递也从无到有,从部分到全面.本文着重分析一个编译本和两个全译本,指出中国文化传递的真正开始是以王际真的编译本为标志,而杨译本和霍译本则采用各种翻译策略全面传递了中国文化.     

“是……的”句型日译汉的偏误分析

据实际语料考察,日本留学生在日译汉过程中使用“是……的”句型的出错率较高。留学生误译语句中有的没有使用“是……的”句型,有的虽然使用了“是……的”句型,但语序等方面存在问题。在分析偏误产生的原因的基础上,通过朗读等语感训练方式,可以提高“是……的”句型使用的正确率。     

湄公河名称的含义及其所反映的民族历史变迁

湄公河这个名称是从英文MekongRiver一名音译过来的,而英文Mekong这个名称又是从傣泰语民族对这条河流的称呼MaeNamKhong这个名称演变过来的。如果按照傣泰语的发音来音译的话,MaeNamKhong应该译为“湄南公”。在傣泰语言中,“湄南”是河的意思,而“公(”Khong)这个词,则是从Krom或Khom这个词演变而来的。Krom或Khom是泰国的泰族和其他一些傣泰语民族对孟高棉语民族的一个泛称。因此,“湄南公”是湄公河的名称的含义,就是“孟高棉语民族的河”。作者认为,傣泰语民族把流经他们土地的这条河流叫做“孟高棉语民族的河”的原因在于:这个名称反映了一段湄公河流域民族变迁的历史,即孟高棉语民族是该流域的土著居民,至少是比傣泰民族要早的当地居民,而傣泰民族则是后来才迁到该河流域的民族。虽然孟高棉语民族和傣泰语民族在该流域的分布空间已发生了根本的置换,但湄公河这条河流的名称却为我们留下了一条反映这种民族历史变迁的重要线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实效性路径探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教学实效性体现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教学前,注重教学实效性意识的培养;教学中,注重宏观整体与纵向历史性相结合、政治理论性与具体现实性相结合、理论深度性与模式多样性相结合;教学后,注重双向评价,以达到教育教学之目的。     

民主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新取向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重点是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目标要求,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优化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而对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而言,民主执政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也是实现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的前提和基础,它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大趋势和新取向。     

"唐长孺、胡如雷先生与隋唐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雷通过回顾唐长孺领导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出版的整个过程,介绍了古代文献资料整理的特点和规律。张国刚认为,在中国20世纪学术发展的宏观走向上,出现了一个从否定传统到呼唤回归本土化的历史演变过程,而在这一变化过程中,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都做出了各自的探索。冻国栋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探讨了唐长孺在中古史研究方面的取得的突出成就,对唐长孺的治学理路和特点作出了准确概括。宁志新和黄正建侧重分析了胡如雷在历史研究中所运用的阶级与阶层分析方法,并对这一治学方法做出了客观和科学的评价。孙继民在20世纪学术史的背景下,从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分析和确认了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史学研究成就和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认为陈寅恪的特点是承旧启新,文化史观中国化;唐长孺是转旧趋新,唯物史观学术化;胡如雷是弃旧开新,古史形态理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