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

乡风文明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目标。当前乡风文明建设与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需求还不相适应,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还有不小距离。为此,必须深化对乡风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对农民的思想引导和农村的文化建设,努力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支柱。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立法背景、基本特色及其实施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通过的第一部合作社法,本文介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立法背景和覆盖范围窄、尺度宽松,登记注册门槛低、债务责任小等基本特色,并对法律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     

农户甘蔗种植机械化的因素解析：诱因及交互效应

甘蔗是中国食糖的主要原料,近10年甘蔗糖占全国食糖产量的90%以上。我国甘蔗种植机械化率约为6%,较低的种植机械化水平直接影响到甘蔗产业的综合效益和现代农业的发展。本文利用农户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了影响农户采用机械种植甘蔗的因素,并着重分析土地因素及其交互项的作用。研究发现,总体土地质量、受教育年限、是否参加农机培训、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是否加入农机合作社、甘蔗专业化程度、甘蔗收入比重、是否平原、家庭人均收入以及地区哑变量对种植机械选择概率具有显著作用;同时是否租入土地、新植面积地块质量和农业劳动力人均新植面积具有正向作用;总体土地质量与某些因素具有交互效应,而土地因素之间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     

合作社何以供给安全食品——基于集体行动理论的视角

近年来,农民合作社数量迅猛增长。 合作社把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采取供给安全食品的 集体行动,对于从供给侧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意义重大。 论文从集体行动理论的视角,调查了 7 省 10 家 供给安全食品的合作社和 5 家未能供给安全食品的合作社,对比了合作社采取集体行动的内部因素,考 察了影响合作社供给安全食品的集体行动的外部因素,认为合作社领导的道德资本是合作社供给安全 食品的第一要素,健全的新制度供给、选择性激励和可信承诺是主要条件,解决安全食品的销路是促进 合作社供给安全食品的集体行动的重要外部条件。     

农村公共产品农户供给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嵌入性社会结构的理论分析框架

运用嵌入性社会结构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安徽省4县(市)672户农户的调查,对影响农户供给①农村公共产品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特征、公共产品特性、社区治理特征、社会资本网络和政府支持效应影响着农户供给的行为.其中,社区治理特征对农户供给行为影响最大,其次是农户的家庭特征和公共品产品特性,再次是社会资本网络;虽然政府支持效应对农户供给行为的影响不甚明显,但农户对政府支持的需求程度却很强烈.     

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31省(市、区)的实证分析

开展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是提高农民综合素质的一种有效途径，对于促进农业科技推广和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作用。文章通过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评价。各地区的比较结果表明：各省之间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程度差异很大，总体上东部地区发展最好，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对偏低。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显示：农民的职业教育观念正逐步转变，参与程度呈增长趋势；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入对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今后在制定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时，要根据各地区的发展水平权衡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因地制宜并兼顾效率与公平。     

国外合作社在农业服务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启示

农业合作社具有民主控制、贴近服务对象、服务于社员等特质,决定了农业合作社是发展农业服务业的基础单元和最佳平台,对促进农业服务业发展、打造农业服务业产业链条、构建农业服务业发展体系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国外农业合作社在农业服务业发展中作用的分析,结合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实际,提出了发挥农民合作社在农业服务业中的作用、促进农业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立足点和新途径——农村教育与农村收入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核心又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以农村的教育与收入为研究对象分析当今"三农"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     

不同参与主体在参与式技术开发过程中 的动力机制研究

文章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对参与性实用技术创新研究过程中参与者(农民和专业研究人员)的需求、动机和行为进行了观察,并从心理学和行为学角度进行分析,初步提出确保农民和研究工作者主动参与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以期为参与式项目研究和管理提供方法论层面的指导。     

农民负担的历史沿革、现状及其根源

农民负担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农民负担过重久减不下,时而反弹,已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的痼疾。为农民减负,虽然做了不少努力,但收效依然不十分理想。究其原因,虽然是众多方面的,可有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就是过多地着力于基础技术层面的修补,而相对忽略了其根源、制度、体制层面的变革及设计。要从当代中国农民负担过重的历史演变,现状及其深层次根源等方面来分析农民负担问题与体制变迁、制度沿革的相互关系,以便从中寻求有效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