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意识与唯识无境:唯识宗的心性本体论

经过识变说、种子说及四分论、唯识九难,唯识宗推出了唯识无境原理。唯识之 意有三层：其一,以“唯”而遮外境,证成境无识有;其二,识体即唯,识相及认识功能皆不离此 识体;其三,境无而非有,识虽有而仍空,不可定执两边,而应取中道。此中,识体即阿赖耶识。     

《夷坚志》“建德妖鬼”故事研究

文章分析了《夷坚志》中有关杀人祭鬼的材料 ,并以文献间互证的方法论述了这些材料的可靠性 ;同时 ,根据《夷坚志》中有关杀人祭鬼的材料 ,说明密宗并没有因为武宗灭佛而消亡 ,它在民间依然拥有大量的信徒 ,时至宋代依然如此 ,在江南则更为兴盛。     

试论蒙古前四汗时期的儒道关系

金亡前后,大量儒士得到全真教的庇佑,儒道关系相当密切。但随着教派势力的急剧壮大,全真教以其有为的倾向、越界的举动,引起了儒士们的警惕与疏离。面对蒙古前四汗时期各种思想文化激烈竞逐的态势,痛心于儒学衰微的儒士们既对道教予以批判,也加强对自身的反思。     

论黄教的传入对晚明蒙古社会的主要影响

明代后期,藏传佛教的格鲁派（黄教）适应蒙古封建领主建立且维护汗权的政治需要得以传入,并渗透到蒙古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领域,对当时蒙古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黄教的传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蒙古民族的宗教信仰;促进了蒙藏之间的文化交流;推动了蒙古地区寺院建筑的发展;同时也消解了蒙古族尚武的传统精神,对蒙古经济造成不良影响。     

藏传佛教格鲁派与汉传佛教三论宗心性哲学之比较

本文分别介绍藏传佛教格鲁派佛性论哲学和汉传佛教三论宗心性哲学,比较二者的异同,加深我们对藏传佛教心性论以及汉传佛教心性论实质及多样性的理解。     

诗僧的宗派身份与北宋中期钱塘台禅生态--《山游唱和诗》之研究

以僧人为主导、以山寺为游憩地的《山游唱和诗》,发生在北宋中期的钱塘,呈现出与汴京以官员为主导、以朝市为日常生活区的唱和完全不同的诗歌景观,反映的是地方与京师、南方与北方不同的话语生态。在对两位僧人惟晤、契嵩教禅宗派身份追寻以及认定的过程中,窥探嘉祐时期钱塘特别是灵隐天竺一带既冲突较量又和谐繁荣的教禅生态环境。而契嵩为禅宗争名位的一系列行为,打破了教禅生态自然平衡,引发了钱塘教禅生态突发性变化;在士大夫权力干预下,发生嘉祐末上天竺寺"以教易禅"事件,再次凸显政治权力介入宗教事务的强势力量。这一生态及其变化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山游唱和诗》的鲜活语境。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梅山教

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传统宗教中,梅山教是受道教影响较深的宗教。本文对梅山教的神灵信仰,梅山教与道教的关系,梅山教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进行探讨,认为梅山教的信仰与仪式具有融摄道教法术和原始巫教的特点,梅山教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和影响,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宗教文化上的反映。     

禅宗文化在岭南繁盛的原因

本文认为,禅宗文化之所以在岭南长盛不衰,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特殊的地理环境为禅宗文化在岭南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便利;岭南文化固有的特质有利于禅宗文化的传播和流行;禅宗南宗的兴盛有力推动了禅宗文化的发展;顿悟禅宗的理论及独特的弘传方式适应了岭南人的需要。     

抚慰与控制：绥远城驻防设置的宗教原因

明末清初,归化城成为蒙古各部宗教信仰的中心。清统一漠南以后,采取尊崇和扶持喇嘛教的政策,以羁縻蒙古诸部。喇嘛教在蒙古地区拥有诸多政治特权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一种潜在的政治势力。在清朝统一西北的战争中,喇嘛教既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也在许多情况下,背离清朝的意志,与清为敌。针对这种情况,清朝统治者一方面加强喇嘛教的管理,另一方面设置军事驻防对其监督防范,达到对喇嘛教既利用又控制的目的。     

云门宗法脉归属问题试探 ——文偃与南岳怀让系禅师的渊源

文章依据所搜集到的僧传、灯史、语录等佛教典籍资料和碑铭方志等教外遗存资料,对唐末五代时期形成的“禅宗五家”之一云门宗的法脉归属问题进行了探讨。特别对云门宗形成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道悟其人其事,以及云门宗创始人文偃与南岳怀让、马祖道一一系禅师如睦州陈尊宿和灵树如敏的渊源做了辨析。指出,云门宗虽属于青原行思、石头希迁一系法脉,但其形成也与南岳、马祖系有着密切关系,对云门宗法脉归属问题的争论,乃是后世禅宗门派自严门户、妄造争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