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毛诗序》

对历史上有关<毛诗序>的观点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毛诗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强分出大小.各首诗前面的阐释文字,既可以整体指称<毛诗序>,也可以单独指称每篇诗的序;<毛诗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成于众手,而以孔子、子夏传授为主流,同时兼收后学观点的集体性著作;<毛诗序>的产生与先秦赋诗言志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它由孔子加以搜集整理并传授给弟子,而且一直在儒家学派中流传,并进而成为<诗>的正式内容,被后人视为与诗句同样重要的经典.     

论儒家优秀道德成果在当代“社会公德”建设中的现实价值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留下了灿烂的传统文化遗产，儒家道德优秀成果更是我们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在加快公民道德建设的今天，儒家先哲的道德理念仍具有现实价值。     

先秦儒家 "圣王原理" 探析——兼论先秦儒家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先秦儒家政治是一种德化的政治,由一群道德精英所领导,是一种内以成圣,外而成王的圣王政治。先秦儒家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可以从圣王原理中窥其大纲:从惟圣者始当王和惟圣者始能王,去了解圣王的权利与义务;从即道德即政治,即政治即道德,去了解圣王的政教一如;从尊君礼臣重民,去了解圣王的统治型态。因此,先秦儒家的道德精英主义是以道德教化为政治,化政治为道德;先秦儒家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就是以道德言政治,统政治于道德中。     

现代新儒家兴起的条件

现代新儒家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这也是其兴起的外在条件。其兴起的理论前提是对孔孟之道尤其是对宋明理学的继承与超越。这也构成了现代新儒家兴起的内部机制     

论钱大昕的儒者品格

钱大昕是杰出的经学家和史学家,他力排“二氏”,专主儒学,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形成了教人为善、立言不朽、修身修己等独特的儒者品格,这些品格是他为官、治学、做人的推动力和价值标准。钱大昕对儒学的专一来自于其治学、家庭、时代以及儒家思想文化主导地位的影响。     

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

汉唐《论语》《孟子》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代是《论语》、《孟子》学的发轫期,有关的注解之作已经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成果颇为丰富,但《孟子》却较少研究。同时,受时代学风影响,《论语》学的发展呈现出玄化或佛化的特点。唐代《论语》学的成就并不高,但是《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却不断提高,初步出现了所谓“孟子升格运动”。汉唐时期的《论语》《孟子》学的发展为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牟宗三的风骨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也是“世界水准”的哲学家。他在苦苦地追求“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的学思历程中,也表现出鲜明的人格特征。与很多哲学家相同的是,牟宗三对于做学问和做人都有明确的意识。他认为做人与做学问一样均不是一件易事,因此需要认真的态度。牟宗三的一生规行矩步,儒雅谦逊,儒者风范。但与此同时,他又常常表现出忧怨与孤愤,具有明显的狂者性格。这又是与很多哲学家不同的一面。之所以如此,在于他一生以“真人”人格为“型范”,以真诚、不虚伪为做人标准。这种以“真人”为底子、以儒者风范和狂者性格相结合的人格特征构成了牟宗三的人格风骨。     

转型而不同调：晚清以来蜀中学人之经史观

晚清以来,我国学术研究的重心由经学转入史学,就是所谓“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在学术演变过程中,“蜀学”也发生了这一“转型”,但没有与学术“主流”同一步调地将经学“边缘化”。以廖平、蒙文通、李源澄等为代表的蜀中学人坚守经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把经学作为中国文化“根荄”的思想未尝有变,“六经皆史”的思想也始终未被他们接受,在经史之辩的积极回应中,彰显着“蜀学”的独特个性。     

论传统中国儒家意识形态与法律的协调与冲突

研究任何法律都不可忽略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因为考察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法律能够更加深刻体会法律的地位和特征.在传统中国,法律为儒家意识形态所支配.儒家意识形态与法律的关系既有协调和统一的一面,也有冲突和离散的一面.理解这些关系将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推动法律的发展做出贡献.     

论儒家伦理对传统日常思维模式的双重影响

传统唯伦理性日常思维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基本特征,这是由儒家伦理规范对中国传统日常思维模式的双重影响所决定的。唯伦理性日常思维本身虽有其积极因素,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因此,应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全方位的现代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