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边疆史籍编纂体裁的新发展

明代边疆史籍内容丰富,体裁以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为主。编年体边疆史籍以时间为中心的编年体叙事方法在前朝基础上继续发展,在记载人物上则有所创新;纪事本末体边疆史籍开始大量出现并发展变化,选材灵活多变,数量众多,叙事具有完整性,史论与纪事本末体有机结合。      

便携式图书采集器的数据转换

便携式图书采集器已成为图书馆现采图书的必备工具。然而,不少图书馆人员只会简单操作采集器现采图书,对其数据转换却一知半解。本文旨在讨论便携式图书采集器的数据转换方法,使图书馆工作人员掌握图书采集器的数据转换原理,为今后的工作起到一定的帮助。     

明末“画本”的兴盛与市场

明末以后,有别于以往仅作为文字附属品的插图,以绘画为主体的纯画本开始大量刊行,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古人像赞》、《明状元图考》、《金陵图咏》、《唐诗画谱》等各个领域的画本实例。在中国, 插图本原被认为是通俗之作,多数书籍都仅以文字构成。因此,书籍中开始添加插图,后来甚至出现以绘画为主的书籍,这可说是中国书籍史上的一个大转变。这个转变确实可视为原本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雅”的书籍之通俗化。早期刊行的插图本,如元代的《全相平话》等,便是以通俗市场为取向的。然而,细察明末刊行的画本,则可见在当时版画技巧提升的背景下,出现了水平相当高的“雅”的作品。这些作品都锁定水平较高的读者市场而出版。但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在读者的定位上,相较于不借助绘画的帮助也能够鉴赏诗词的读者而言,《唐诗画谱》、《诗馀画谱》等可以说是较低层次的或以所谓中间层读者为取向的出版物。因此,对于明末的书籍市场而言,大众化(通俗化)与精英化(雅化)的两个层面都有考虑的必要。画本与此类在晚明出现的新兴读者有很密切的关系,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秦汉时期私人藏书考论

秦汉时期,特别是汉代,我国私人藏书在先秦基础上,得到了相当的发展。汉代宽松的文化政策,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的增长繁荣,加上统治者对书籍文献的重视,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定校书之制,设专司机构,尊儒重经,明经取仕,兴办太学,鼓励私学,刻立石经,开辟书肆等等,所有这些,不仅为私藏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而且也刺激了私人藏书,加之造纸技术的发明和改进,遂使汉代私人藏书持续发展。汉代官私抢救、恢复、整理、保藏、编撰、传播书籍文献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对传承中华文明贡献之大,无法估量。     

对中国互联网政策的几点思考与建议——以谷歌事件为例

在谷歌宣布由于网络审查等原因关闭谷歌中国网站的决定前后,引发了一系列反应和争端。全文试图通过辨析“谷歌退出”的理由,对其影响进行客观评估,来审视我国现行的互联网政策,在加深对其合理性认识的同时,做一些必要的思考,提出一些改进建议,以期能对我国互联网政策的优化有所助益。     

论古代小说中的“有诗为证”——兼评四大名著中的诗词韵文

中国古代小说中普遍存在“有诗为证”现象的原因有五:与诗的崇高地位、特殊身份有关,与小说作者本身的经历、学养有关,与诗自身的艺术功能有关,与贵真求实的文化传统有关,与消费主体———读者有关。通过对有代表性的四部名著的分析,可以体察古代小说中诗词韵文的基本风貌。     

论分编业务流程中的校对工作

校对工作是控制书目质量的重要环节。该文从校对工作的形式、内容和校对制度的建立进行论述,并提出了 做好校对工作的关键是加强管理。     

论股东代表诉讼的激励机制

章分析了股东缺乏提起代表诉讼动力的原因，并据此确立了相应的激励机制。     

略论历史上的避讳

中国古代有各种忌讳,避讳是其中最普遍和最重的一种.避讳起源于西周,但当时的规定还比较宽松,如不避偏名和嫌名,在诗文中不必避讳,特别是只对死者加以避讳等.从秦汉以后,避讳逐渐严格化,不仅生者也须讳名,二名要偏讳,要避嫌名,无论说话或写字都要避讳,盛行私讳,甚至为避讳而改姓等等.避讳的方法很多,至少有改字、空字、缺笔等七种.避讳虽然使史籍的记载造成了混乱,给史料的运用增加了困难,但是如果人们掌握了它的规律,却可以利用避讳来鉴别史书和史料的真伪.因此,研究避讳学对史学研究和古籍整理都有一定的意义.     

中国历代有关越南古籍考述

历代书目中著录的专记越南及越南传入中国的文献 ,其数量达百余种 ,但这些作品很多已经佚失。在古今书目及相关典籍的基础上 ,理清此类文献的历史分布、存佚、相互关系等基本情况 ,并简要阐述它们的价值。希望以此为研究越南的工作提供一个基本的文献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