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康区藏族村寨--丹巴县梭坡乡莫洛村考察报告

本文作者考察了四川藏区丹巴县梭坡乡莫洛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发现历史上这一康区藏族村寨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文化单元 ,单元内生态资源互补、劳力合作、经济互助、婚姻内部流动 ,并曾在外力的影响下不断地进行过变革与调适。现今 ,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系列工程的实施又将打破这个传统经济单元或文化圈子 ,把小圈子纳入到更大的圈子里 ,莫洛人在困惑与希望中不断地调适自己 ,寻找出路     

关于西部农民基本法律意识结构的调查分析--以西宁市y村为例

分析西部农民的法律意识结构,对西部社会政治文明的建设具有基础意义。文章通过对西宁y村的典型实证分析,认为西部农民法律信仰的生成理应根植于法律的生活化积淀,因此要逐渐改变农民是法治社会的边缘人的传统,将他们推至法律生活的前台,以培养法治实现所必须的最深厚的民众基础。     

《大唐西域记》与西藏文化

《大唐西域记》与西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是在地理位置、宗教传播,还是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方面,都是有迹可寻的。从这种联系,我们可以窥见唐初西藏文化的一些蛛丝马迹,同时也可以看出周边文化的多元化对整个西藏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西部开发中双语人才的实效分析

现代化的中国应是全方位的现代化发展。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本文从当代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趋势,分析了双语人才在西部开发中的重要作用。     

西部民族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法律保障探讨

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础。自然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已成为制约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之一。我国制定“退耕还林还草”战略决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西部地区人民营造一个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的战略决策,必须尊重群众意愿,确保林草的成活率;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实行综合治理;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法规措施;必须认真落实保护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法律规范,树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协调观;必须建立和健全西部地区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充分利用价格杠杆的作用促进西部地区的生态平衡。西部大开发要维护经济发展与生态的良性循环,建设山川秀美的新家园,让西部地区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创新的制度结构分析

分析了我国科技创新制度结构的演进和制度结构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创新的影响,提出了具体的对策措施。     

怛逻斯城与唐代丝绸之路

哈萨克斯坦塔拉兹市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古称“怛逻斯”。公元5世纪,粟特人建怛逻斯城,后来成为西突厥领地。唐朝称霸中亚后,在西域所设最远的羁縻州就在怛逻斯城,后为突骑施可汗占据。8世纪,突骑施的兴起,客观上为唐朝在西方建立了一道军事屏障,对遏止阿拉伯帝国东侵至关重要。然而,唐高宗却自毁长城,多次向突骑施汗国发动战争,导致安西四镇不得不直接面对来自黑衣大食的军事威胁。751年的怛逻斯之役,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兵败大食。对古代中国来说,怛逻斯河简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可谓汉唐王朝国力向西发展的极点。     

1980年代“译介热”与中国审美话语的本体自律

20世纪80年代的“译介热”通过引进西方现代文论资源,实现了对政治意识形态“工具论”“反映论”的反拨与对抗,与此同构的是审美自律的进程和审美本体的建构.“审美自律论”和“方法多元论”成为“译介热”的两个主要支点,共同参与现代性人学启蒙,促使了现代派文学的文本发现与形式自律.“审美自律论”促使了审美活动从外部的“他律”转向了审美的“自律”,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等在译介热中引入中国,纷纷促使了美学和文学批评从外部转向内部、从内容转向形式、从思想内涵转向话语革命.同时也直接启发了中国现代派文学和先锋小说的创作,激活了新时期以来潜藏的“形式化”冲动,从而使得形式和语言实验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创作中焕发出愈加重要的作用.     

《尚书·洪范》与公羊“大一统”思想——以“建用皇极”与“正五始”为中心

作为公羊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大一统”说与《尚书·洪范》的“建用皇极”说有着深刻的思想关联。首先,二者皆以“君极”之立作为王道之行的关键因素;其次,二者皆以“王正”作为“君极”之立的基本前提,且谓基于此,“一统”之义方得成立;再次,二者皆蕴含了改元立制以厚养万民之义。无论是“一统”说还是“皇极”论,固然均表现出鲜明的尊君色彩,但二者所强调的“归元”或“君极”思想实则又内涵着抑君乃至“革命”之意。因此,“大一统”并非简单地意味着思想、观念、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绝对统一化,而“皇极”论也并非主张君主专制。在儒家看来,君王之于天下人心,本质上不过起着召唤与凝聚的作用。     

东亚三国近代文化选择与成因考述

对东西文化关系问题上的不同立场而形成的近代东亚文化选择模式,在中国表现为“中体西用”;在朝鲜与日本分别表现为“东道西器”和“和魂洋才”。东亚三国近代文化虽说在形式上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但因三国社会历史条件等诸多因素上的差异,使三国近代文化在对传统的反思及西学分量等内容上呈现出很多不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