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公益广告看海西文化圈的共通意义空间

从传播学的视角探讨公益广告对两岸文化认同培养的要求和路径,通过考察台湾广告作品的意义结构与传播价值和区域性特点与意义分享两个视阈所呈现的意义空间的影响力,提出以公益广告建构海西文化圈路径的建议：建立开放的政治文化认同的价值体系,建立双向传播的有共通意义空间的符号系统,以区域经济的影响力加强组织机构、企业和媒体为主导力量的合作机制。     

二元经济结构、二元工业化与西部地区的新型工业化

由于西部地区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了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农村工业和城市现代工业同时 并存的二元工业化格局。在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的实现中,为了消除西部二元工业化引起的一系列负效应,必须要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推动城乡工业结构调整。建设小城镇,推动西部城 镇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进行制度创新,最终实现城乡工业的协调发展。     

西部地区经济跨越式超常规发展思路评析

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依据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外因的理性评估,作者认为"跨越式超常规发展"思路不适宜于西部开发。短期内,西部开发的主要目标应当是着眼于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植,追求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绝对提高,而不是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绝对缩小。因此,走循序渐进的常规式发展道路是西部开发所面临的理性选择。     

乡规民约何时出现——一个关于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

学界对乡规民约的研究已经连篇累牍,但关于成文化的乡规民约何时出现仍颇有争议,大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北宋时期出现的《吕氏乡约》为最早的乡规民约,也有学者认为东汉已然出现早期的乡规民约,以1974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中出土的一枚汉景帝初年的《中舨共侍约》的木牍为文本,在分析西汉乡村农业生产水平和方式的基础上,对最早出现的乡规民约提出新的解读,认为成文化的乡规民约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我国中西部地区建设中的法律问题探析

从中西部地区法治运作实践来看,立法薄弱滞后、法律实行困难、法律监督虚弱无力等问题普遍存在。这既有思想观念上的原因,也有经济基础建设落后的因素,更有与中西部地区法治运作实践直接关联的体制因素和人的要素。要完善中西部地区的法治建设,就应当针对中西部地区的法律问题,积极借鉴其他国家开发欠发达地区的法治经验,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完善立法、行政、司法体制和法律监督机制,加强法律人才队伍建设。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启示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人类学领域最有影响的民族志著作之一.它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发意义:在参与观察中理解人的行为的社会意义;文化现象与人的行为的分析必须在整体的视野中完成:田野调查必须注重"勤、细、全、深"四个方面的环节;参与观察对象的选择必须是能够反映文化整体意义的事项.     

依法实施西部开发战略及结构性调整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法规规范的方式统一西部大开发的各种政策 ,依法促使西部地区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 ,是确保西部开发整体目标实现的重大举措。制度开发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 ,结构性调整是西部大开发的主线 ,依法开发是西部成功开发的保障     

论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形式逻辑思维方法的培养训练

由于缺乏形式逻辑的培养训练，必然导致大学生思维和方法上的障碍。而单一的辩证逻辑思维定势和泛化倾向，则表明大学生们并没有真正把握辩证逻辑的方法。这两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大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技能的提高。因此，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加强大学生的形式逻辑思维培养训练实属必要。此外，教师必须对西方经济学的“内部争论”和“外部批判”进行正确的分析和评判，以免大学生产生思想上的困惑和学习上的障碍。     

西汉上林乐府所在地考

乐府是西汉时从武帝到哀帝一百年间最为重要的宫廷音乐机构。文章认为 ,乐府不在城内上林苑中 ,其大致位置在长安城西 ,建章宫北 ,与平乐观相邻之处。文章在理清乐府、太乐、黄门、掖庭这些宫廷音乐机构的地域分布的基础上得出 :武帝立乐府于城外是出于郊祀游猎活动的需要 ,乐府被罢是由于帝王活动中心集中于宫中和礼乐活动走上正轨化的结果     

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与当今村民自治在制度层面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与当今村民自治制度及村民委员会在制度层面上进行比较研究,系统分析二者在产生背景、组织机构、人员构成及具体职能等方面的异同,试图为我国村民自治的发展探寻更好的范式和摹本。研究发现二者在＂对民主化的解读、社会化基础、组织层次、历史作用＂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领导在农村基层治理中至关重要;农民在治理过程中的政治参与意义重大;治理须与相应时期的政治任务紧密结合。这些经验教训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入地认清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做好村级治理工作,更好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