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世界化与民族复兴——试论胡适的中西文化冲突解决方案

面对近代中国尖锐复杂的文化冲突，胡适提出了充分世界化的方案，试图克服各种变相的“中体西用”论及其中蕴藏的虚骄自大心理。这是一个被视为“全盘西化”论、强调自我反省和自强开放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方案。尽管其中的缺陷十分突出，但对推进中国的民族复兴大业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明代兼主唐宋派的韩愈古文与《史记》之比较批评

韩愈古文与《史记》之比较批评是韩文批评史中一个重要内容。早期关注点较分散,涉文气、文质、天才与穷而后工等议题,具体论较以文体、句法为主。明中期,兼主唐宋派针对独尊秦汉文法式,袭貌遗神之时弊,开始形成以《史记》为衡量,强调"神髓"、"本色"的比较自觉。这是接续古文统绪之举,是由唐宋以溯秦汉思潮的产物。既为其重要研究方法,所形成的侧重文统和师法的比较理论,又构成其古文理论的核心内容。     

苏轼贬谪生涯与北宋岭南文化

在贬谪岭南六年多的时间里，苏轼仍以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对岭南的佛道文化、旅游文化、饮食卫生文化以及教育科技文化加以吸收、改造、传播或建设，既在逆境中调节了自己的身心，也传承了先贤的文化精神，成为北宋时期贬谪岭南造福岭南最著名的文化巨人。     

20世纪夏史与夏文化探索综论

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夏朝,这为中国古代史学家所坚信。然而在近现代一些国内外学者对于夏的存在却发生了怀疑,这样有关夏代历史的探索就因关系到我们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重大问题而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由于传世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载数量少且零碎,并多属后人追记,所以探索夏文化主要依靠考古学来进行。这是继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后,在古史研究方法论上取得的可喜成就。     

诗性智慧的和弦--儒释道与苏轼的艺术人生

儒释道思想因素与苏轼人生艺术的关系,表现在学习和应物两个方面。苏轼对儒释道三家的学习,一方面是自觉的广博的学习和吸取,既沉潜深入而具体落到实处,又虚怀客观不以先入之见阻止自己学习;另一方面是在学习中将三家精神根本性的主张“打通”,以他特有的熔铸才能,构造成了一个周密的思想结构。他对三教思想在学习基础上的融会,不是所谓“为学术而学术”,而是“遇物而应,施则无穷”的“应物”。     

胡适与周汝昌

“新红学”的创始者胡适对周汝昌的提携可谓不遗余力,而周汝昌则是最能继承胡适衣钵的红学大家。梳理胡适、周汝昌的交往经过及师承渊源,不仅有利于认识“新红学”的发展脉络,更有利于澄清有关胡、周关系的诸多模糊说法。     

试析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对苏轼文化品格的影响——从《前赤壁赋》看

文学作品是对社会生活形象反映的产物,更是作家文化品格的体现.通过对《前赤壁赋》的分析,探究了中国农业文化对苏轼文化品格的影响,指出苏轼具有的实用理性精神、"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情景交融的审美追求、"恒常"与"变易"的辩证思维等是受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影响的结果,从而为阅读和欣赏古典文学作品,继承和发展民族新文化创造条件.     

《文心雕龙·定势》篇述评

“文势”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独特的理论范畴 ,“文势”理论源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定势》篇。从刘勰所论看 ,“文势”属于作品形式范畴 ,它的形成与作品的语音、文字、语句等形式因素相关。“文势”具有运动性、包蕴性和多样性等特点 ,对读者有巨大的审美功效。刘勰的“文势”思想对今天的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试论《马氏文通》的句法理论体系

马建忠一方面接受了西方语法学理论中的句法学说,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我国传统语文学的句法观点,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句法理论。在《马氏文通》中,"句法"一词共出现了44次。《马氏文通》的句法理论由"句法单位论"、"句读成分论"、"次论"、"句型论"、"句子语气和句类论"等五个部分构成。     

浅论先秦时代"士"阶层与道德教育传播

从历史的观点看,“士”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也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但在先秦时代的道德教育传播活动中,传播者的角色主要由“士”阶层担当。他们积极投入社会变革的洪流中,成为先秦时代道德教育信息的积极传播者,极大地促进了道德教育传播活动的发展。而在先秦时代“士”阶层则主要通过游说、设私学、身教、文字媒介等四种方式来传播道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