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理性:寻找现代性困境的出路--哈贝马斯重建现代性的思想路径

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始终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哈贝马斯无疑继承了这一传统.所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并没有止于悲观性的批判,而是在反思现代性问题时,试图寻找走出现代性困境的出路,以达到重建理性之目的.     

重置理性的路标:哈贝马斯现代性批判之维

哈贝马斯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来看待现代性问题的。他对现代性的批判 ,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个方面指向社会现实层面 ,另一个方面指向思想层面。就前者而言 ,他批判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现象 ,主张以交往理性来改造被扭曲的现实生活世界 ,以此解除现代性困境 ;就后者而言 ,他反思了自黑格尔以来的哲学家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方式 ,主张在破除意识哲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引入互主体性的交往理性原则来思考现代性方案。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批判话语既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又有它的不足之处。     

哈贝马斯思想评析

哈贝马斯在理论活动的初期（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秉承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致力于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为社会批判理论奠定基础。７０年代后，他逐渐突破了该学派的限制，汲取各派思想精华，并最终于８０年代初完成了从认识论向交往理论的转向。“交往行为理论”是一部几乎涉及人文社会科学所有领域的百科全书。这一理论随着哈贝马斯的研究仍在不断拓展中。     

公共领域问题溯源——启蒙、罗尔斯与哈贝马斯

论述公共领域的存在及其问题界定源于启蒙运动的三大理想;经由罗尔斯将正义问题界定为其基本问题,哈贝马斯则基于＂交往＂和＂交互主体性＂对公共领域及其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对于公共领域及公共政策的思考展现为一个逐步展开的理论思维过程。指出公共领域的存在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前提和基础,公共领域的概念理清关乎解决公共领域中的问题争论。     

论哈贝马斯的理性观

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哈贝马斯没有放弃对理性的追求，而是在分析沟通行为与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在语言行为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不同于传统理性观的沟通理性。他以沟通理性为核心概念剖析现代西方社会理性化的矛盾，提出了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病症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补充和拓展了以往理性观的内涵，他的理性观也为西方理性指出了一条走出困境的可供选择的途径。     

法律的合法性危机及哈贝马斯的法政治学理论——解读《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哈贝马斯对法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阐释现代社会中法律的合法性来源和危机问题。在他看来,法律不能离开道德正确性问题,亦即合法性问题。在哈贝马斯的行动主义社会理论中,合法性是正当程序下主体间“理性辩论”这样的政治过程的可能结果;也就是说,只要主体间的交流、讨论、争论、谈判、协商和达成一致符合“理性的辩论伦理”,现代社会中法律的合法性是可以重塑和再塑的。换句话说,合法性成了程序的可能结果。哈贝马斯的这个“辩论伦理学”是建立在他的宏大的社会理论基础上的。本文的重点就是要在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框架内,围绕他关于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剖析他对法政治学(民主理论)的贡献及不足。     

Cosmopolitanism and violence: difficulties of judgment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difficult relation of cosmopolitan ideas to the existence of war and violence. It explores the ambivalences within the cosmopolitan outlook as it seeks to reconcile its attentiveness to the actuality of violence in the modern age with its normative vision of perpetual peace. I address these ambivalences through a discussion of a) what it is to learn from the catastroph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 the contribution Kant's theory of cosmopolitan law to the solution to contemporary problems of violence; c)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smopolitan thinking in the wake of the Holocaust as an attempt to take atrocities seriously; d) the application of cosmopolitan criteria to the justif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of humanitarian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e) the attempt on the part of Habermas and Derrida to address the ambivalence involved in reconciling cosmopolitanism and violence in Kosovo and Iraq. While cosmopolitanism is usually understood as a reference to a worldly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order, the cosmopolitan outlook is also a mode of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an ethic of responsibility and an ongoing exercise of political judgment in the face of violence.     

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研究

自由主义民主的产生是人类历史的伟大进步,它解决了现代大型复杂国家如何进行组织的问题。然而从其产生的那天起,由于自身具有代表和选民分离的特点,使其具有的缺陷在资本主义晚期表现得更加突出。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复兴共和主义民主来纠偏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从而构建起自己的协商民主理论,恢复协商在民主中的本来之意,其理论在维系良序社会的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重置交往理性:哈贝马斯人类 解放思想的逻辑主线

围绕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转变及其所凸显的社会危机,哈贝马斯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性等层面入手,全面地分析和反思了现代社会的“多重隐忧”,建构了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内涵,奠定了自身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而后通过倒置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与对“交往理性”的重置结合起来,提炼了其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最终则以针对时代困境所设计的“世界公民社会”为其理论体系的逻辑终点,探索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另一种路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思想.     

论哈贝马斯的对话式民主及其对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启示

哈贝马斯的对话式民主提出了一套试图在多元利益主体间通过对话、协商、沟通的方式达成民主的理论主张。哈贝马斯对话式民主强调基层民主、政治主体、政治过程、社会文化等因素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具有现代价值。哈贝马斯的对话式民主为当前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提供许多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