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两种解读的相关性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面对这样的形势,在前后相差很长的时间里,哈贝马斯和邓小平都提出了一个似乎相同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通过认真解读,却不难发现,两个命题的实质是截然不同的.哈贝马斯通过论证,全盘否定了科学技术,最终走向了技术悲观主义;而邓小平则认为科技是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关键因素,大力提倡发展科技,并提出科教兴国的宏观战略,引导中国经济不断地向前发展.     

评哈贝马斯的社会问题理论

哈贝马斯堪称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最为杰出的社会问题理论家,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我们认为,哈贝马斯不仅是现代主义理论家,同时又是后现代主义运动中社会问题的重要研究者。他积极倡导将哲学和社会学理论转变为一种人们可以广义地称之为理性重建的理论,即是一种具有自我反思性、能够提出批判尺度的社会理论。他的现代性理念、交往行为理论以及他的"批判的解释学"成为当代西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对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哈贝马斯与康德、黑格尔的伦理观

康德与黑格尔伦理学分别代表着近代伦理学的两个不同方向。哈贝马斯更多地属于康德伦理学传统。商谈伦理学放弃了康德两个王国的学说,克服了康德的内在的、独白式伦理观点,将普遍化原则与论证原则相结合,因而在哈贝马斯看来,黑格尔对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抽象普遍主义,应当的软弱以及信念恐怖主义的批判并不适于商谈伦理学。但商谈伦理学与康德伦理学却同样面临实践有效性的难题。     

从对话伦理想象传播的德性————哈贝马斯、阿佩尔和巴赫金对话思想的比较与思考

哈贝马斯、阿佩尔和巴赫金共同致力于一种对话伦理的建构,但他们的取向并不全然相同。 哈贝马斯注重交往伦理学,以沟通为目的,是一种弱对话形式 ;阿佩尔受研究共同体的启发,发展了一种 论辩伦理学,要求一种非常理想而严格的强对话形式,类似心灵相通的要求 ;巴赫金的则是一种散漫的对 话主义,更加接近耶稣式的撒播。前两者实际上要求一种相对比较规范的对话伦理,容易导致封闭和“独 白化”。相比之下,巴赫金的理论具有更加彻底的宽容性和“对话性”。在差异之上,是他们共同的道德激 情和对传播德性的追寻 :在这个缺乏信仰和不确定的年代,确实需要深入思考传播伦理问题,以发展出一 种更具弹性、更宽容、更能产的道德探讨机制,而开放的对话思维是可选择的路径之一。     

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比较分析

该文以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为考察基点,从意识形态概念、关于对意识形态批判问题的理解以及对于科学技术的本质认识三个方面,系统比较了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异同,旨在划清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界限,揭示哈贝马斯意识形态理论的错误实质,在意识形态斗争日益隐蔽化的今天,对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不断推进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哈贝马斯国家观念探析

以重构权利与权力关系为基础,哈贝马斯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国家观念。他认为,作为保障公民权益的强力机构,国家不可或缺,但为了避免权力滥用,公民的行动又必须受到严格规范,如此方可保证权利与权力的良性互动。基于上述考虑,他从国家存在的现实意义、国家运行的基本原则及国家机构的实践建议等方面建构起了独特的国家观念。这一观念蕴含着理性的价值追求与稳健的改革策略,对于现实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由于哈贝马斯依赖单纯的语言媒介,其国家观念最终难以付诸实践。     

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思考

哈贝马斯是"生活世界"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吸纳了胡塞尔等人的理论精华,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世界理论体系。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对于提升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具有重要启迪意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站在生活世界的高度上摆脱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化、理想化和工具化困境。     

公共领域之中国神话： 一项基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文本考察的分析

多年来,公共领域理论作为分析中国社会和舆论现象的常用工具,引发了我们对理论使用方式的反思。阿伦特理论中对人的主体性的重新确立、反思和批判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极权主义起源、提出解决现代代议制民主困境的方案这三点共同形成了最初孕育公共领域理论的支架。哈贝马斯在阿伦特基础上建立起的公共领域理论则承载了更多现代社会的因素,既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大众民主的可操作性,又力图在制度层面取得突破。不过,在以当代中国的社会脉络和问题导向为中心而大胆使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的同时,既要注重概念背后历史内容的探讨,又要警惕被单一框架的先见束缚住思维。应通过建立有实践内涵的话语空间将个人、社会与国家勾连起来,完成对公共领域理论的超越。     

论福柯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之争

福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争论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次伟大争论.现代性从现代化以来就一直困扰着我们.现代性该何去何从,许多哲人对这个问题一直在进行着探索,福柯和哈贝马斯是我们对现代性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福柯侧重空间问题的分析,而哈贝马斯重视时间的演进.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二者有着不同的意义,在现代中国,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哈贝马斯的理论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     

The Idea of a Cosmopolitan Europe: On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Europeanization

The idea of a cosmopolitan Europe is defined against a ‘national Europe’, on the one side and on the other, ‘global Europe’ where an internationalist EU-led Europe plays a major role in the world. A cosmopolitan Europe is a more accurate designation of the emerging form of Europeanization as a mediated and emergent reality of the national and the global. It is possible to conceive of European identity as a cosmopolitan identity based on a cultural logic of self-transformation rather than as a supranational identity or an official EU identity that is in a relation of tension with national identities. As a cosmopolitan identity, European identity is a form of post-national self-understanding that expresses itself within, as much as beyond, national ident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