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bermas,Activism, and Acquiescence: Reactions to ‘Colonization’ in UK Trade Unions

Habermas's idea of a conflict shift from ‘old’ to ‘new’ social movements has been a point of ongoing contention in the field of sociology. The criticisms aimed at his idea of ‘newness’ are numerous and persuasive. Rather than reiterating these debat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next logical step is to apply Habermas to an analysis of the contemporary labour movement. In order to do this, I develop the notion of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 at work’,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onization and union activism in two cases drawn from the current UK context: the Fire Brigades Union (FBU) and the National Union of Teachers (NUT). In exploring colonization empirically, I suggest that it is met by a range of responses, from activism to acquiescence.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从传统社会批判理论到交往行为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形态经历了异化理论、物化理论到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演进。但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开始,这种一以贯之的"意识哲学"基础的理论演进却发生了转向。哈贝马斯在克服传统社会批判理论不足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时创建了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理论的创立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次范式转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示。     

哈贝马斯的商谈共识论及其理论形式

面对技术理性统治所带来的西方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在其商谈政治观的理论框架下提出了商谈共识的理论思想,试图为解决价值多元社会的发展困境提供一个可行的路径。哈贝马斯的商谈共识在哲学认知论、政治哲学论以及政治实践论三个层次上表现为不同的理论形式。把握商谈共识论的理论形式,可以为建构政治共识论的一般性理论形式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重返理性——风险与希望同在: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维度

追溯了现代性的起源,从现代性的三个不同方面讨论了现代性自诞生以来如何兴起,又是如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挑战。面对人们对现代性的质疑,法兰克福领军人物,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重回现代性与理性的维度,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传统,通过重构话语的交往理论来纠治现代社会的病症,继续启蒙工程的改造。     

基于社会管理视角下的公共领域的再阐释

公共领域一直受到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关注。不论是阿伦特极权主义语境中的公共领域,还是哈贝马斯民主语境中的公共领域,以及后续研究者对公共领域的探讨,基本上都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或者说＂‘国家与社会’的消极互动＂之逻辑预设上展开的。但实际上,＂‘国家与社会’的协作＂或＂‘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之逻辑预设同样存在可能;基于这种逻辑预设,从社会管理的视角来看,公共领域是一种社会管理机制,它同时与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域、社会对国家的管理域、国家自我管理域以及社会自我管理域相联系,发挥着社会管理功能。公共领域的建构必须从外部要素和内部要素两个方向着手;外部要素包括制度与媒体,内部要素包括公众、公共知识分子以及社会空间。     

哈贝马斯对现代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反思

论述了哈贝马斯对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态度,指出,哈贝马斯一方面冷静地批评了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特别是现代技术文化的弊端,挖掘了其中的根源,一方面提出了一种新的理性主义文化,即交往文化的构想。基本肯定了哈贝马斯的看法,同时指出了哈贝马斯的交往文化观缺乏对其实现条件——经济和社会基础的论述。     

翻译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

在从哲学角度探讨了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内涵的基础上,阐述了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理论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强调翻译研究中个体主体向社会主体的转向,并指出不同文化之间应建立平等对话的主体间性关系,才能真正体现翻译的桥梁与媒介作用。     

现代性研究的方法论选择——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出发

由于现代性的多维度性,对现代性的讨论可以采用不同的话语形式。哈贝马斯区分了现代性的社会学话语、美学话语、哲学话语等话语形式,虽然他对美学现代性持一定的认同态度,但是其对现代性的考察仍然固守在主体理性的维度上,通过改造近代以来的主体性哲学传统挽救现代社会的规范形式。从哈贝马斯对现代性三种话语形式的区分,及其从主体理性出发对现代社会规范形式的挽救中,我们可以得出现代性研究的方法论选择。现代性的多维度性决定了现代性研究不能采取"本质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方法,而应采取"视角主义"的方法。     

商谈论视角下的宪法爱国主义

很多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和韦伯习惯于从目的理性来考察人类的自由。哈贝马斯作为后继者,是当代西方学术界最有影响力和最富盛名的破解现代性思想的大家。从"交往理性"和"商谈论"视角出发,他的"宪法爱国主义"理论得以清晰地展现,比如两个实现主体,三对张力关系,在宪法的框架下每个人应当得到三重承认的最佳状态。同时宪法爱国主义理论在实践中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技术批判理论探析

哈贝马斯把科学技术纳入到交往合理化的框架中来建构技术批判理论。他把社会看做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双层结构模式,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表征的是目的行动合理性和片面的社会合理化,技术自身的控制性会导致整个现代社会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对于技术问题的解决,必须在技术进步和社会生活实践之间建立一种辩证互动的民主对话机制,也就是通过政治的对话和公众舆论在技术与民主之间进行合理地讨论和对话。一方面,启发社会的政治人物纠正仅仅满足集团利益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合理的控制和发展科学技术。只有这样,才能消解当今社会的技术统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