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集体认同理论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哈贝马斯的集体认同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哈贝马斯阐明了现代社会集体认同的规范内涵;在80年代的"历史学家之争"中,他进一步提出"宪法爱国主义",以代替具有危险性的民族主义;90年代,通过与社群主义的争论,他对先前的集体认同理论进行了某些调整,从而在其理论框架内包容社群主义的合理诉求。哈贝马斯的学术特点:坚持现代性规范核心,在与其他学派、观点展开争论的同时不断丰富和深化自己的理论。哈贝马斯的集体认同理论对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中国来说,有着很好的启发意义。     

从托克维尔到哈贝马斯--探寻市民社会的特征

尽管学界对市民社会的理论展开过广泛讨论和研究,但并没有对其理论的概念和特征做出统一而权威的定义。首先梳理市民社会思想的演变和发展,之后通过对思想家托克维尔和哈贝马斯相关理论著作的研读,来探寻市民社会的主要特征。首先,市民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多元社会能够有效防范“多数的暴政”。其次,市民社会是一个自治社会,个人的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常会完成最强大和最集权的行政当局所无法完成的任务。最后,市民社会是一个商谈社会,在现代市民社会中,大众传播媒介意义重大,是形成公众舆论的重要途径。     

替代模式及其论争--女性主义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重构

在有关公共领域理论的建构者当中,哈贝马斯无疑是学界公认的大师。但在诸如南茜·弗雷泽、艾莉丝·马瑞恩·杨和塞拉·本哈毕布等当代女性主义者看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进路中仍然存有困境,需要对它进行重释与重构。为此,以上述三位当代女性主义者为个案代表,对当代女性主义视域中的公共领域批判理论展开了批判性反思,并提出“女性公共领域”的替代模式。     

司法判决有效性理论：从“三足鼎立”到“三位一体”

对于司法判决的有效性问题,主要有三派理论：哈特的规则论将法律当做规则系统,强调司法判决的确定性;德沃金的原则论强调法律由规则和原则组成,寄托于超强的克拉赫勒斯式法官保证司法判决的正确性;哈贝马斯的商谈论则寄望于主体间的商谈程序保证司法判决的确定性和正确性。三派理论都片面地反映了司法判决的有效性,只有严密的规则体系、超强的法官能力和平等的商谈程序这三位一体才能保证司法判决的有效性。     

道德证明:康德与哈贝马斯

康德的道德证明是现代性道德哲学的最高理论成果。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道德哲学继承了启蒙哲学的理性传统,在现代之后的理论背景下,重新为道德客观性奠定基础。     

欧盟民主:哈贝马斯民主理论的分析视角

欧盟是一个介于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独特"组织。按照民主国家的标准要求欧盟,的确存在民主赤字,但如果按照国际组织的要求来看待欧盟,那就根本不存在民主赤字。然而,欧盟毕竟具有了一定的"主权",所以,欧盟在政治一体化的过程中需要大力发展民主,但又不能对欧盟苛求民主,因为与欧盟政治一体化的现状相适应,欧盟离开了民族国家民主的此岸但还没有到达后民族民主的彼岸。我们同样也不能苛求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因为他的民主理论是规范理论,是一种民主的理想状态,现实可能永远都不具备完全实现其民主的条件,但是其价值就体现在对这种理想状态的不断追求之中。     

哈贝马斯对康德的理性兴趣概念的扬弃

哈贝马斯考察了康德的理性兴趣概念。康德为了说明自由是如何可能的而提出了理性兴趣概念,这一概念是康德从道德情感中引申出来的,然而,难以解释纯粹理性何以伴随着感性经验的因素。哈贝马斯认为,康德在解释理性兴趣和自由时处于困境的要害在于,康德割裂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仅仅强调后者优于前者而不是前者从属于后者,这是需要修正的关键环节。哈贝马斯则重新对兴趣概念进行定位和规划,来说明自由如何可能。     

超越普遍语用学：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解析

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本文从哈贝马斯社会交往理论的发生背景、切入点着手，分析了其哲学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认识论思想，并分析了其理论目标。文章还强调了其理性批判精神的实质，并分析了其理论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最后，文章剖析了其理性重建的哲学理念．并对其理论的延展部分商谈理论进行了分析。     

理性、行为与社会——论哈贝马斯现代性分析的三个向度

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工具理性行为和交往行为以及系统和生活世界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三对对立的基本范畴。哈贝马斯通过对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概念的区分,解释了合理的理性概念是如何可能的问题;通过对工具理性行为模式和交往行为模式的区分,解释了社会行为是如何可能的问题;通过对系统和生活世界的社会双重概念区分,解释了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的问题。正确把握三对范畴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发展逻辑,有助于我们理解交往行为理论的主题：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谋划。     

无强制共识的可能——哈贝马斯话语理论的乌托邦之维

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以来,来自体系的金钱力量和行政权力干预了我们正常的交往,导致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使交往对话发生了扭曲。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哈贝马斯提出了解决这种状况的策略与路径,即在语用学视阈中建构一种理想的言谈情境,在文化社会学视阈中建构一种公共领域。只有这样,那种不受权力干预的元强制的对话与交往才可能变为现实。虽然哈贝马斯提出的策略与路径是元强制共识的应然性条件,具有明显的乌托邦性,但它们却具有强烈的现代性批判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