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客家茶文化与茶产业发展研究

自古以来,茶在中华饮食文化中便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说明茶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而客家人更是讲究喝茶的民系。数百年来,台湾客家人经受了严苛环境的考验,为了生存,不仅养成了克勤克俭、吃苦耐劳的性格,亦习惯于耕山种茶的产业活动。台湾客家茶文化蕴涵着浓厚的礼俗精神,其内涵常藉由日常生活中的习俗加以呈现。本文旨在探讨台湾客家饮食文化中的茶文化,彰显台湾客家餐饮中的饮茶文化,并进而指陈未来台湾客家茶产业的发展方向。     

拓垦与族群属性:台湾客家史新证

在台湾,汀州客家人是一个易被忽略的族群,而漳州籍移民多被等同于福佬人,潮州籍移民则往往被等同于粤东客家人。通过史料钩沉与考辩,论证了汀州客家人对台湾开发的贡献,辩证了台湾漳州籍移民中有较高比率的客家人,认为不能将台湾潮州籍移民简单地等同于粤东客家人,从而澄清了台湾客家史研究中的若干错误认识。     

近30年湖南汉语方言比较研究述评

现代汉语方言学是从比较研究开始并由比较研究向前推进的。湖南汉语方言研究的全面展开始终贯穿着比较研究,湖南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内容大致体现在语音比较研究、词汇比较研究、语法比较研究、历史比较研究、地理比较研究、民族语言比较研究和地域文化比较研究等七个方面。湖南汉语方言比较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为了深化湖南汉语方言研究,有一批新的比较研究课题亟需开展。     

论抗战时期在滇民族语言学家对云南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 ,一批民族语言学家来到大后方昆明工作。他们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云南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调查研究 ,对我国民族语言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文学的国语”怎样炼成——《围城》的语言策略

钱锺书的《围城》不是一部方言小说,尽管其独一无二之处恰恰在于主人公流浪汉式旅行涵盖了中国南方六大方言区,来自北方的人物也不少。《围城》语言策略值得注意之点是钱锺书很少让小说人物说他们自己的方言,而尽量让他们说南腔北调中西合璧的国语。《围城》中的方言土语就像鬼魂和影子一样藏在国语背后。虽然作者在某些场合不得不偶尔使用方言,但也尽可能削弱方言的影响。吊诡在于这种超方言写作也能揭示蕴藏于方言中的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精神。20世纪40年代,当北方作家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努力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时,南方的钱锺书却和他的人物一起学习正在形成中的国语。两种不同的学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带来了两种不同的语言遗产。     

岭南婚嫁习俗中槟榔的文化解读——以粤东客家地区为中心

通过检阅地方文献,结合人类学的调查获得的口述资料,对粤东客家地区婚姻习俗中槟榔礼俗流行的年代、区域以及礼俗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描述,并对槟榔礼俗在粤东客家地区流行的原因做人类学的解读。     

客家文化的世俗性与超越性

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特殊分支,客家文化在特殊的迁徙过程和艰难环境下的物质生产活动中,继承了中华先祖不畏艰难的开拓传统。客家文化的创造主体以平民为主,其世俗性主要表现在核心价值的世俗性、宗教信仰的世俗化以及围绕物质生产的世俗文化中。客家制度文化、耕读文化、民间化教育以及积极参与爱国斗争的活动,同时也表现出客家文化寓于世俗性之中的文化超越性。     

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客家族属考证

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领袖。关于孙中山是客家人还是广府人的族属问题一直有争论。文章通过族谱/家谱/本人认同及重要旁证等,充分论证孙中山的先祖来自广东紫金客家聚居地,孙中山本人及其子孙科、其孙孙穗芳是为地地道道的客家人。      

壮族与客家的文化互动与融合

随着壮族与客家交往的增多,两者之间的文化互动越来越普遍,在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均相互包容,甚至相互吸收。在壮族与客家杂居地区,两者已经出现了文化上的融合,而且这种融合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壮族的客家化与客家人的壮化同时并存。     

赣语吴城方言的介词

介词的主要作用是介引,介引实词或短语组成介宾短语置于谓语中心语的前后。文章主要讨论了吴城方言的两类介词。一是与普通话字面相同,但意义用法不完全相同的介词:“跟、拿、过、随”。二是完全不同于普通话,是具有当地特色的介词:“等、得、望、捉、遮、走、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