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影响力入手培养高素质学生干部队伍

学生干部是优秀学生的代表,是学生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学生干部队伍存在着功利思想、个人主义严重等问题。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是多样的,教师可以通过影响力教育,全面提高学生干部整体素质,培养高素质学生干部队伍。     

改革攻坚:对当代中国改革一个重大基本问题的分析

改革攻坚源发于我国后发现代化语境下政治权力主导的渐进改革模式。改革攻坚是针对处于体制核心领域即政治权力系统中严重阻滞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消极因素而言的。这些消极因素包括实体因素、体制因素与具体问题因素三个相互交织、相互强化的层次。改革攻坚意味着政治权力系统必须针对自身深化改革,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制度规范性与治理有效性。中国改革大致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攻坚阶段。     

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源何在?

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问题。苏共过分重视民主的实际内容而忽视了民主的程序和形式。实践证明,没有程序和形式保障的民主发生了异化,背离了其初衷,民众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国家的侵犯。苏共始终作为人民的代理人管理着国家的一切,干部由党的组织部门挑选和层层任命,人民既无权选举他们,也无权监督他们,导致人民与政权长期分离。在没有民众的监督与制约下,苏共无法抵制权力的腐蚀作用,蜕变成为自身谋利益的党,干部特权制和权力私有化现象严重。苏共的执政理念也存在偏差,强国目标始终高于富民,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忠诚始终强于对民众利益的忠诚。正因为人民无权对国家的发展施加影响,所以他们也不珍惜这样的国家,最后冷漠地注视着苏共失去政权,国家走向解体。     

文化软实力视野中的“礼义之邦”国家形象

"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是中国古代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符号与重要象征。礼义之邦国家形象的树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有着共同的价值选择和信仰基础。这一称号是在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确立、认定中获得的。礼义之邦国家形象经由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共同维护与完善。     

道路、发展与族群关系的“一体多元”——黔滇驿道的社会、文化与族群关系的型塑

道路作为人为的物质形态,因附加了人的社会性而使其社会与文化内涵丰富。同样,当前的筑路狂潮与人文视角下的道路研究稀缺之间的现实矛盾决定了道路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尝试构建起道路民族志的研究框架,以黔滇驿道为例,探索其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对贵州社会文化及民族关系格局的影响,进而探讨国家在不同时期如何以其为载体策略性地获取统治正当性的过程。另外,思想的启蒙与发展主义的助推是当前造路运动出现的核心动力因素之一,而随之伴随的道路隐喻及现代性危险和不确定性特征在此过程中有所凸显,本文也借此对当前近乎神圣化的泛发展观进行一些梳理与反思。     

装置研究视角下的国家边界——以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批判边界研究在概念上将物理边界界定为具有社会建构意涵的“过程”和“实践”,其强调多元主体互动在边界内涵、功能和变迁中的影响。在此语境下,“装置”概念被引入,为国家边界研究提供了一个整体性框架。对“装置”概念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以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的田野材料为中心,提出主权、规训和治理等三类装置形态,其构成了理解边界的多元主体及其主体性效果的重要范畴。     

论唐代的《行路难》

唐代是诗歌发展的繁荣期 ,其间众体兼备 ,成就非凡。通过对唐代《行路难》诗题的归纳整理 ,考察其对前代诗歌的继承和发展 ,并试图揭示出唐代知识分子在《行路难》中展现出来的矛盾心绪及其表现方式     

中国资本“走出去”的困境与出路

伴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速度不断增长,涌现出一大批有一定实力的企业向海外扩张,“走出去”已经成为企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的必由之路.然而,随之而来的诸多问题又导致了中国资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陷入困境.文章从发展研究的视角,基于坦桑尼亚某中资国有企业的田野调查,提出了海外国有企业在运营中面临的两大困境：一是经济效益与国家利益冲突的困境;二是解决劳资纠纷时,“找法院”与“找政府”的选择困境.并深入分析造成两大困境的主要原因,最后尝试提出一些解决对策,为企业和政府提供参考依据.     

企业提高职工劳动报酬的内生动力研究——基于社会成本-收益框架下的讨论

企业职工劳动报酬过低是导致社会风险累积性成本增高的重要因素。企业主动承担起提高职工劳动报酬的社会责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符合企业和社会整体的长期利益。企业提高职工劳动报酬内生动力的发挥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市场化收益回报路径受阻两大障碍。因此,需要完善企业职工劳动报酬增长的评价制度、信息公开制度、选择性激励制度、组建地区性行业工会组织来构建基于企业内生动力的劳动报酬增长机制。     

宋代相权的兴盛

宋初在权力结构的调整中对相权进行了分割,但考察宋代实际的权力运作,宋代的相权自始至终处于兴盛状态,对相权所采取的几项措施都没有对相权产生实质性的削弱作用。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基本国策是“以儒治国”,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同时,相权兴盛也是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亦是当时频繁的军事活动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