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相权的兴盛

宋初在权力结构的调整中对相权进行了分割,但考察宋代实际的权力运作,宋代的相权自始至终处于兴盛状态,对相权所采取的几项措施都没有对相权产生实质性的削弱作用。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基本国策是“以儒治国”,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同时,相权兴盛也是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亦是当时频繁的军事活动所需。     

气候资源的权力与权利：基于公共财产属性的构造

气候资源不是《宪法》、《物权法》上明确列举的国家所有权客体,也不具有权利客体的特征。气候资源与国家所有权客体在权利归属、表现形态、使用方式、存在目的上存在较大差异,乃是一种公共财产。基于公共信托理论,国家是公共财产的受托人,对气候资源行使诸如气候资源规划权、保护区设立权、纠纷裁决权及开发利用行政许可权等管理权。因为气候资源不是国家所有权客体,源自气候资源国家管理权的民事主体对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利乃是特许物权。气候资源特许物权具有公私兼容的性质,既具有公法性,又具有私法性。     

法院如何回应民意:一种法学方法论上的解决方案

围绕司法与民意的讨论,目前各界存在原因认知、概念认知、价值认知上的观点错位,影响民众对司法回应的肯定.作为法律适用机关的法院在回应民意上具有不同于政治机关的特点,必须以一种理性、中立的态度审慎地回应民意,做到有理有节、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回应过程中,应当根据民意的特点着重处理法意与民意、社会民意与权力意志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为此,必须在回应民意的时机选择与方法操作上遵循司法活动的基本规律.通过认定疑难案件的程序操作,使得外在的民意得以稳定化,以程序阻隔"舆论暴力";通过法律论证的操作,以普遍化、一致性与融贯性三原则检验与提升民意本身的合理性程度,以方法压缩个人恣意.法院的回应是对成熟且理性的民意的回应,建立在个案基础上的回应能逐步挽回民众对法院的信任.     

资本外逃的成因:文献评述及政策含义

国外理论界对于资本外逃成因诠释的文献,主要有资产组合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政党轮流执政理论、公共地悲剧理论和政治风险理论,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诠释了资本外逃产生的原因及其内在机制,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从早期的文字阐述到模型的构建,从早期的假说、推测到近期的计量分析验证的演进轨迹。     

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从斯宾诺莎、边沁到霍菲尔德

在西方思想史中,对于权利和权力关系进行一般性讨论的思想家主要是斯宾诺莎、边沁和霍菲尔德。斯宾诺莎以自然状态作为两者关系的前提,而边沁、霍菲尔德则以法律状态为作为两者关系的前提。在不同前提下,有关两者关系的观点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目前仍存在于社会哲学、法哲学和政治学当中。与此同时,在道德状态下,两者关系如何却很少被讨论到。在研究两者关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律状态的过程中,道德状态环节发生了缺失。     

中国国家软实力研究述评

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理论,丰富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内涵,引起国内外理论界和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软实力问题已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国内学者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本土化的语境下,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了国家软实力的概念、构成要素、文化软实力、区域软实力及其建设路径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实现了对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的"中国化",增强了软实力理论对中国综合国力研究的解释力,对进一步促进我国软实力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全面提升我国软实力水平,应将文化软实力和区域软实力纳入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总体框架之内,理性分析我国软实力建设的优势与约束条件,统筹国内外软实力建设,努力实现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协调发展.     

侦诉一体化：我国检警关系之重塑

检警关系是刑事诉讼关系的基本内容之一,定位准确、线条流畅的检警关系对于诉讼机制的协调运作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在配合制约原则指导下构建的检警配合制约模式,却导致了我国检警关系的错位。我国应当在借鉴国外处理检警关系的经验基础上,以侦诉一体化为目标模式,对我国检警关系予以重构。     

爱情与扩张--浅析尼采的"权力意志"

爱情观是尼采精神世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爱情的沉重打击后,在痛苦和孤独中尼采孕育了生命的自我扩张,即“权力意志”。爱情的失败成为他“权力意志”提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权力意志”是什么?在其当中是怎样反映他的认识论、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一思想对后世有何影响?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简要的分析。     

村民自治：农村基层权力合法性基础的合理调整

任何政治权力系统都必须建立在权力合法性基础之上 ,方可得以稳定和巩固。我国国家行政权力合法性的本质是权力来源于对人民利益的实现能力和程度。我国农村基层权力合法性基础经历了稳定、危机显现、合理调整的发展历程。     

从公立高等学校管理行为的可诉性看公立高等学校的行政主体资格

公立高等学校由于法律、法规的授权取得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成为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主体,使其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对公立高等学校行政主体资格的研究,有利于保护高等学校和相对方(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提高高等学校的依法行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