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道德哲学:道义论遮蔽下的功利主义

中国传统道德哲学被公认为是“重义轻利”的道义论。然而,当我们考察中国传统道德的概念以及为德的目的、价值、动力、调控手段和约束机制时,我们会发现,在道义论的大旗下,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仍然隐含着功利主义思想。道义论遮蔽下的功利主义道德传统,一方面使道义论的道德要求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践履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使现实生活中的功利追求、感性欲望被控制在道义、理性的轨道上。但是,道义论遮蔽下的功利主义道德传统带有某种“欺生性”、“他律性”、“非纯洁性”的特点,成为“聪明人的远虑,”失去了道德固有的理性自觉、情感自愿的特质。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法治建设研究

法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制度基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核心依靠是法治。在“依法治国”的总体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积极构建更加有利于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机制。重点是坚持依法完善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会自治的法律制度,保障城乡基层群众自治活力不断增强,构建有利于夯实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法治基础;健全综治信访和维稳的法治机制,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构建多部门合作的工作机制;强化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责任,推进网络虚拟社会管理的法治化,确保社会安定有序和谐;强化宗教事务管理的法治机制建设,坚持完善公共安全和应急处突机制,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监管法治机制,保障公共安全预警防控体系高效运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确保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实现依法推进。     

论甲申史剧——兼谈历史、现实、历史剧的关系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把这篇文章印发全党作为整风文件.在此政治语境下,解放区出现了<李闯王>、<闯王进京>、<甲申记>等以李自成起义为题材的戏剧作品.这些戏剧作品在戏剧情节、人物形象上表现出了较大差异,这也反映出他们在创作意图上的差别,进而表现在他们对毛泽东、郭沫若,以及大家对三百年前甲中年那段历史的误读.     

论佘祥林规则

广为人知的佘祥林冤案,折射出我国当前刑事司法的弊端:缺失司法公正理念,不当行使司法权力,刑事法律制度不健全.以佘祥林案为戒,借鉴美国的米兰达规则,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佘祥林规则,对于我国的刑事法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我们初步设计的余祥林规则为:尊重和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实行无罪推定,告知犯罪嫌疑人在讯问时有权保持沉默;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更多权利,实现司法正义.     

毛泽东倡导"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与逻辑

1956年毛泽东在主持写作“两论”的过程中,提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要课题,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历史背景。“两论”从哲学层面发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先声;产生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萌芽,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树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理论旗帜,为实现第二次结合提供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武器;奠定了邓小平实现第二次结合的认识基础,孕育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因子。     

行政立法的合法性审查探析

建立有效的行政立法之合法性审查机制是解决日益严重的行政立法冲突的唯一途径。这种机制之正当性则渊源于正义论等原理和法制等原则。目前,世界上存在议会审查、司法审查和专门审查等三种合法性审查体制,就我国而言,建立全国人大领导下的专门审查机制具有较强的现实可行性。     

试论先秦儒家的分配正义观

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分配正义观是建立在仁礼正义论基础之上的,它主要以礼义差等作为正义的分配原则。     

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我国正处在一个经济社会的转轨时期。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与利益不断显现。比较突出的是,收入分配不公与个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以及失业、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不断出现,特别是农村养老保险的缺失。这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严重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因其具有的、多方面的特殊社会功能,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风险的普遍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最广,涉及的对象最多,开支项目最大,因而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历史演变及典型模式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公司法学上主要指有关公司机关的权力分配与行使关系的制度体系。世界各国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早期基本上实行股东会中心主义,近现代董事会中心主义盛行,当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当代各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模式;二是以德国为代表大陆模式;三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模式。     

在公正与效率之间: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困境和出路

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涉及证明标准与法律假设、法律规则与法律标准、诉讼效率与诉讼成本、自利偏见与社会效应等诸多方面。证人不出庭作证的规范依据仍然存在、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配套措施不完善等原因,导致证人不愿意出庭。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开庭刑事案件的数量,其关于书面陈述的规定也减少了证人出庭作证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被告人人权保护和公共利益的平衡,值得借鉴。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应以案件客观需要为标准,以追求事实真相为出发点,以人权保护和人性回归为落脚点,遵循限制性处罚原则和禁止利益冲突原则,提高相关规定的可操作性。因此,不宜盲目追求证人高出庭作证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