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大墓主人应是后赵石虎

有关部门宣布有六大依据确认曹操墓葬,其中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等铭文的八块石牌,证明墓主人就是魏武王曹操。然而,说曹操"挌虎"于史无据,不可相信。今安阳大墓出土的诸多文物,亦非曹操《遗令》中说的"敛以时服。那么,墓主人真的是曹操吗?"魏武王"会不会另有其人呢?从研究"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石牌入手,遍稽史书,居然有所发现,找到了安阳大墓的真正主人——后赵石虎。并就这个问题兼及"七十二疑冢"问题,提出一得之见。     

激情地介入与诗意地拯救——《湖光山色》与《雪豆》的比较解读

《湖光山色》和《雪豆》这两部小说,都以女主人公的命运发展贯穿始终,共同揭示了人物性格的诸种变化以及心理的畸变,具有现代性的实验痕迹。在叙事风格上,都有着宏阔的现代视野和当代性观照。作家以独有的乡土情怀激情介入,寄托了自己的诗意理想,也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一种文学上的范式。     

钱锺书诗《乡人某属题〈哭儿记〉……》的本事

文章考索了钱锺书《乡人某属题〈哭儿记）,儿从军没缅甸,其家未得耗,叩诸乩,神降书盘曰：“归去来兮,胡不归？”》一诗的本事：1942年6月,时任叙昆铁路副工程师的胡敬侃（即诗题中的“儿”）死于随征战印缅战场的中国远征军撤回国内的途中,当时连尸骨都无法收殓。其父胡粹士得闻噩耗后,作《哭儿记》征请亲友题咏,钱锺书因有此作。而诗中“四万义军同日尽,世间儿子漫纷纷”,则是将胡敬侃之死事,放到一个更阔大的背景上,抒写了更为深广的沉痛之情。     

胡宏天道观刍议

宋明理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原始儒家“性与天道”的思想资源。胡宏在继承儒家传统天道观的基础之上,有机地吸收了诚、仁的价值学说,并赋予天道本体真实的价值内涵。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胡宏的天道观遵循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演德的传统,在天人贯通的形而上构建中继承和发扬了《易传》和《中庸》的思想,提出以道论天、以“诚”、“仁”说天道,进而创建出颇具特色、富有价值的天人合构模式。     

胡锦涛对和谐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实践诠释

胡锦涛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对于和谐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实践诠释,更新了发展理念,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理论,明晰了实践诠释和谐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第一要义、基本出发点、根本要求和根本方法。     

重审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版本信息王继超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学界对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的研究存在版本考证混乱的问题。今利用线上线下多种考证途径,最后得出结论:（1）该书首印于1913年,但当时并没有正式出版发行,而是线装自印本;（2）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发行;（3）除了前两个版本以外,还有商务印书馆1926年再版以及1933年第三版。以《国语学草创》版权页的信息作为考证的基点,厘清该书的版本信息有助于准确了解胡以鲁的生平事迹和《国语学草创》的成书背景,对文献研究和辞书编纂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就语言学史研究而言,进一步保证了信息引用和注释的准确度。     

武侠小说表意形式“否定”中的前行及后果——从格雷马斯符号方阵看武侠小说的文体演进

武侠小说的文体演进,以“江湖”符号表意的“否定”前行为内驱力,呈现出格雷马斯符号方阵式的全否定格局。从“剑仙”江湖、“英雄”江湖、“人”的江湖到亦正亦邪的侠客江湖,20世纪武侠小说“江湖”表意方式依次否定与渐趋圆熟。但在此后,武侠“江湖”作为幻想性表意符号已彻底跌落“现实”,这与武侠小说在20世纪中国的首要任务——以“前现代”的情景幻象否定在现实中无力参与的现代化大潮——明显相悖。武侠必须在“江湖”新的符号表意形式的生成中,完成其“幻想性”的重塑。     

论《苕溪渔隐丛话》的宋诗史价值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诗话总集的双璧之一,该书对宋代诗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在以选为主、选论结合的形式中体现出胡仔对北宋诗歌发展的生动描述;他重点解读了宋代诗歌的主要师法对象——杜甫、韩愈、陶渊明等;阐述了宋诗的创作特征——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评赏了诗人诗作的独特审美风味;考察了作家诗风的转变过程和作家的性格特征;关注了元祐文人集团和宋四家的创作得失等。这些都使该书彰显出弥足珍贵的宋诗史价值。     

《妇女杂志》(1916)视阈下的欧美镜像

《妇女杂志》被称为“近代妇女史上第一份历史悠久的大型刊物”,从创刊之初,《妇女杂志》便试图建立言说西方世界的链条。1916年,商务印书馆启用胡彬夏为主编,借助其留学西方的亲身经历述说欧美平凡女性的真实生活,并将言说主体向“妇女与家庭”偏移。从中我们可以寻迹《妇女杂志》（1916）所建构的欧美镜像及其建构过程。     

言论报国的兴起及其内在困境——以胡适与《竞业旬报》为例

在近代中国的救亡潮流中,地位跌落的知识分子在传道心态的支配下,利用现代报刊致力于"以道易世",兴起了"言论报国"的思潮。在这一社会思潮影响之下,胡适加入了《竞业旬报》,积极发表文章进行社会政治批判、文化批判和国民性批判,在现代思想的传播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种把"以道易世"作为终极目标的"言论报国",也让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体验到无法承受之重的无奈,而且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传统,也导致当时的言论文章充满了"正义的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