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乐志》大宴仪系年考辨

大宴仪是宋代礼乐制度的盛典,但《宋史》对大宴仪的时代编排较为混乱,以致后人在引用大宴仪以佐证重大文学现象与文化现象时产生种种误解,如薛砺若《宋词通论》、刘毓盘《词史》就误把《宋史·乐志》十七所载大宴仪当作仁宗朝的仪制,用以阐释宋大曲体制及宋词繁荣的原因.据考证,《宋史·乐志》十七所载大宴仪非仁宗朝的实际情况,而是徽宗崇宁二年(1103)以前天宁节(徽宗"圣节")的仪制.但徽宗崇宁二年以前的大宴仪实际仍是由神宗熙宁九年、元丰年间(1076-1085)因改革旧制(如用"小儿队"取代两军妓乐,枢密使等官员及宗室预座诸项制度改革)而创立,并用于神、哲、徽三朝,迄徽宗大观三年(1109)因新大宴仪的出世才罢用.所以,《宋史·乐志》十七所见大宴仪的应用时段,最早不先于神宗熙宁九年、元丰元年,最迟不后于徽宗大观三年.     

"黄埔精神"及其近代实践论析

"黄埔精神"实指革命军人的爱国主义情操,其近代实践主要是以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作指导,以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和国共精诚团结合作为保证,以武力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由于国共两党对三民主义各有不同的解读,并牵涉到对革命领导权的潜在争夺,由此而引起党争日趋激烈,"黄埔精神"在当时的实践中遭受磨损."黄埔精神"与孙中山的革命遗志一脉相传,对于当今"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伟业具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     

Nanshin: Budget-Maximizing Behavior,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Inter-service rivalry over budget allocations between the Japanese Imperial Navy and the Imperial Army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genesis of World War Two in the Pacific. The adoption of a nanshin (southward advance) strategy by the Navy may be explained as an attempt to maximize its budget leading directly to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in 1941. To date, this argument has been 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without any explanatory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present paper seeks to place inter-service budgetary rivalry within the context of public choice theory to enhance understanding of thi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子虚赋》、《上林赋》：大一统思想的文学阐释

《子虚赋》、《上林赋》以文学的形式,客观地阐释了汉代鼎盛时期走向大一统的历史必然。主要表现在赋中的"巨丽之美"的描绘和讽谕的意图,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与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思想异曲同工。     

“今日不关妃妾事,始知辜负马嵬人”——谈马嵬之变中的杨贵妃与后人的题咏

杨贵妃被逼死于马嵬有"饮金屑"和被缢死两种说法,其实杨贵妃是被缢死的,而饮金屑乃是人们对她缢死表示同情怜惜的一种宛转的说法。杨贵妃被逼时的态度也有不同的记载,其实也均反映出人们对她被逼死的态度。唐及其后的人们对于杨妃死马嵬事多有题咏议论,他们的态度是多有不同的。其中杜甫之说乃是美化君王,并不符合实际;而诸人之论也多有角度、观点的不同。尽管不无认为杨妃罪过该死,但多数却是取同情或反感态度。这些题咏与议论是研究杨贵妃赐死马嵬这一历史事件及其影响的珍贵文献,具有宝贵的价值。     

东汉洛阳的“上林”

东汉洛阳附近有相当密集的苑囿;以上林苑的规模和作用最为显著。以上林苑为代表的东汉洛阳 皇家范囿成为东方都市洛阳最重要的风景之一。上林苑等苑囿的形成,可以体现当时人的自然观和生态 观。我们讨论东汉洛阳地方的经济生活和文化历史时,不应当忽略与此有关的生态环境的背景。     

元代祭礼三题

清代学者万斯同认为元代太庙祭礼有一些新异之处,有些则有违古礼。其实,荐佛事、祭品的蒙古色彩与祭仪中嵌入的“烧饭”礼等方面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这些内容万氏都没有提到;至于改汉地通行的“栗木神主”为金制神主,则是受了喇嘛教的直接影响;元代宗庙神主的位向与位次排列亦有一定历史与经典依据,万氏的指斥也有片面之处。至于大都的“烧饭园”与“官祭场”则是元代帝室与蒙古族权贵从事家祭的特殊场所。通过以上考述,不仅可以澄清某些误识或偏见,而且能从一个重要角度寻绎蒙、汉传统的交互影响及其所呈现的独特面貌。     

论宋代吟咏书院诗 ——以华林书院和武夷精舍为重点的考察

北宋初文人吟咏华林书院诗,是对朝廷通过旌表华林书院恢复重建孝悌友爱的儒家伦理道德秩序意图的宣扬呼应。这些吟咏诗作,在宋代的家族、书院、政治和文学研究诸方面都有重要价值。南宋吟咏武夷精舍诗,是理学宗师朱熹和理学同道对武夷精舍的吟颂宣传。两宋书院诗都展示了书院的基本面貌和功能,也呈现出各自的时代性特征。关注点和吟咏者身份的不同,亦带来两宋书院诗的差异。     

唐代商人举选权利考略

唐代举制与选制是分离的,举选权利即参加科举考试与铨选的权利。唐前期承前代之余绪,商人举选权利被剥夺,教育权利亦受极大遏制。唐中期以后,商人及其子弟逐渐可入官私学读书,并参加科举得官入仕。这是衡量唐中期以后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可资参考的重要标准,中国古代商人入仕之途至此发生实质性转变。     

傅斯年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很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他创办了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亲自主持工作。在傅斯年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学术宗旨指导下,史语所分为历史、语言、考古和人类学四个组,很快选定了研究课题,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