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新曲于故声——改造旧经典、再造新范型的陆机乐府

魏晋文人乐府大致有三种类型:一为曹操乐府,一为(曹)丕(曹)植乐府,一为陆(机)谢(灵运)乐府。曹操乐府乃英雄之乐府,其诗中的忧患意识,天下襟怀,千古一人;曹丕曹植乐府乃文士之乐府,子桓乐府多吟人生之忧,子建后期乐府多咏失志之痛,在后世文人中最容易引起共鸣;陆机谢灵运乐府乃是士族文人之乐府,其声誉隆盛于中古之时,沉寂于明清之后。太康时代,陆机把文士乐府引入到士族文人乐府的苑囿之中。陆机不仅用绮靡的风格去改造旧经典,同时,用乐府记录和再现了贵族们的物质生活,表现出具有士族特色的功业追求。在六朝这样一个门阀士族异常兴盛的时代,陆机乐府比三曹乐府更具有典范性。     

季羡林和比较故事学研究——读季羡林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季老《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作为关于对故事体裁做跨国、跨民族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实际上由比较文学牵连出另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学科:比较故事学。书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论断是:1.认为民间故事是一个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2.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相得益彰;3.汉译佛经应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4.应将国内各民族文学进行比较研究;5.应偏好"比较文学中直接影响的一派"。     

论阮籍“孤露”心态与其诗文创作之关系

阮籍幼年的“孤露”心态,与他崇敬女性的态度以及对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依恋和背离具有潜在的一致性,其诗文创作中所体现的对儒、道文化的徘徊无适也与此有关。正是幼年“孤露”身世的独特性,造就了阮籍潜在的女性眷恋心迹。阮籍成长过程中的角色转变,促使了他依恋而又背离的“孤露”心态的形成一不即不离。这种“孤露”心态贯穿于阮籍成年后的政治态度、玄学思考与文学创作之中。     

明洪武、弘治年间文化政策与文言小说创作

明洪武至弘治年间,君主强力推行定程、朱理学于一统的文化政策,十分强调儒家义理在诗文中的教化功能,并以此指导当时的文艺演出和文学创作。这一时期,文人创作的文言小说主要有5部,创作者虽身份各异,地域不同,但其内容多为神仙道化、劝诫讽谏、粉饰太平、惩恶扬善,其中宣扬道德教化的篇目所占比例最大,这与当时朝廷的文化政策导向是一致的。可见,当政局稳定、政治权力处于上升期时,朝廷所倡导的文学观念是可以得到推行的。     

嵇文甫对高拱研究的贡献

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哲学家嵇文甫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对明代嘉、隆、万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高拱的学术思想、政治改革和历史地位的研究即是一个重要方面。嵇先生不仅开启了高拱研究之先河,而且他所提出的诸多论点在现代学术界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文情·文事·文法:毛声山批《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三维理论建构

清初毛声山批点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是明代以还《琵琶记》评点本中的集大成之作,毛声山从文情、文事、文法三维角度建构起了相对比较完善的戏曲评点理论体系:"文情"的多层次性揭示了评点中情感与形式之间的张力,"文事"探讨了历史与文学虚构的原则把握问题,"文法"是毛声山艺术经验的理论总结,从而为今天建设民族特色戏曲理论提供经典借鉴。     

《史记》中表“给予”义的相关句式解析

汉语中表“给予”义的相关旬式是汉语研究的热点问题。贝罗贝（1986）认为S1：“动1＋动2＋间十直”的产生早于S2：“动1＋直＋动2＋间”,本文通过对《史记》中“遗”、“与”和“予”的考察证明S2式早于S1式产生,贝罗贝先生对S1、S2式产生动因的阐释也有待商榷。我们认为：虽同为S1式,“动1＋遗＋间＋直”的产生更多体现出类推的作用,而“动1＋与／予＋间＋直”的产生则是省略和类推共同作用的结果;出现这种差别的根源在于“遗”所表达的“给予”义不如“与”和“予”纯粹,这也是S1、S2式的动2最终统一为“与”的原因。     

浅析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佛学思想

金庸武侠小说成功地将俗文化与雅文化结合起来,被称为文化武侠小说。其中佛教元素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色。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佛学思想,体现出作者从佛家的悲天悯人精神出发解读人性,以人道主义的关怀诠释侠武的艺术创作手法。     

义和团运动时期慈禧的思想与对外政策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侵略者轰开,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面对这一现实,中国各阶层奋起反抗,统治阶级也不甘心自己地位的动摇和削弱,在他们当中普遍弥漫着仇洋情绪,其中以慈禧最具代表性,随着与列强矛盾的激化,慈禧仇洋的思想逐渐付诸行动。与此同时,国内各阶层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慈禧纵横捭阖,玩弄权术,对各派势力或利用或打击,以维持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同时也影响了她的对外政策。     

略述《周礼》的成书时代与真伪

《周礼》一书的成书时代与真伪问题 ,是自汉代以来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经过近现代学者的研究 ,《周礼》为周公所作说和刘歆伪造说 ,已经大体上没有人相信了 ,但还有作于西周、作于春秋、作于战国、作于周秦之际、作于西汉等不同的说法。本文对以上诸说略作综述 ,认为作于战国说较为允当 ,并认为《周礼》原本是未完成的著作。汉人补入《周礼》的《考工记》,亦成书于战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