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澧与汉宋调和

陈澧是晚清著名学者,所著《东塾读书记》,蜚声海内,享誉艺林。在晚清学术纷纭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秉承乾嘉学术优良传统,立足于汉学立场,以古文经学为主,融合宋学及其他,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提倡一种“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因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对清末民初的学界有重要影响。陈澧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     

关于“奉项婴头”的语义──《两汉全书》整理札记之三

《史记·淮阴侯列传》载说客蒯彻劝说韩信反汉，以当时陈馀、张耳先友善后反目之事为例：二人结怨后，陈馀袭张耳，张耳“奉项婴头而窜”。中华书局标点本给“项婴”二字加了专名号，说明标点者将“项婴”理解为人名。其实“奉项”与“婴头”对文，“项婴”不是人名，这个专名号应当去掉。     

论钟评《刘文成公全集》

刘基诗文集版本较多,情况复杂,虽有人曾对此做过专门研究,但钟惺所评辑《刘文成公全集》一书,研究者却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①。钟、刘之文在思想情趣及表现形式上迥异,但钟惺在评点《刘文成公全集》时,不置一贬语、极端推崇刘基之文。通过对《刘文成公全集》一书评点内容与钟惺文论主张、思想观点之比较,同时对坊间托名钟惺情况之探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题名钟惺评辑《刘文成公全集》一书,其评点者并非钟惺。     

玄奘西行对唐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玄奘西行所带回的“烈士池”与“大象报恩”两个西域传说在中国本土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中唐以后 ,它们作为小说创作的母题而被反复运用 ,产生了符合本土文化观念与审美趣味的巨大演变。论文论述了这两个母题在唐朝小说中的演变发展过程 ,指出这些母题在印度、中土具有不同的发展趋向 ,不同的情节发展表现出两国文化在某些核心观念上的巨大差异 ,作为文学接受的典型例子 ,这一个案具有重要意义。     

陆机为太康之英新说

陆机为太康之英的评价本出自钟嵘的《诗品》,但是有不少后来的论者不同意此说,或认为潘岳胜于陆机,或认为左思胜于陆机,总之,太康之英的桂冠不该属于陆机。这场学术公案已历千年而至今未决,近年竟有人著文要把太康之英的桂冠冠给左思。笔者认为,其实,不管是从人格魅力、文学创作、文学理论还是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来看,太康之英的桂冠非陆机莫属,钟嵘对陆机的评价实为千古定评。     

当爱情变成了历史--晚清的史词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词之美感特质的演进与历史之世变有着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而词学家对于词之美感特质的体认也经历了一段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清代常州词派的理论家周济在积累和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诗有史,词亦有史"的说法.伴随晚清之世变,产生了大量史词,委婉曲折地反映出世变的阴影,正是晚清史词优秀作品的共同特征.     

从《西游记》的翻译看李提摩太的宗教理想

晚清基督新教传教士李提摩太最早将《西游记》较为完整地介绍到西方世界。在宗教对话成全模式之下,李提摩太虽然对以大乘佛教为代表的中国宗教表现出更加宽容的气度,但他仍然坚持基督教信仰的优越性,故而其翻译也都打上了深刻的基督教烙印。作为李氏唯一的一部文学译著,《西游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李提摩太一生的宗教理想,这无论从他翻译《西游记》的动机和意图,还是从他对《西游记》作者丘处机的认识与推崇上都可见一斑。虽然他始终站在基督教立场上阐发《西游记》的文学价值和宗教文化意义,但他的这种努力,无疑对西方世界理解和关注中国,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都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浮生六记》文化负载词英译补偿研究简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符际、跨时空的活动,其涉及的主体范围较为广泛.鉴于汉语文化负载词语在翻译过程中经常遇到无法诠释的现象,以《浮生六记》中文化负载词语及其在两个英译本中的翻译为研究对象,对文化负载词语进行分类,探索《浮生六记》中文化负载词语的英译及补偿问题.     

论《离骚》与《史记》内在精神的一致性

《离骚》与《史记》的内在精神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烈的抒情特征,一是尚“奇”的审美追求。形成这种内在精神一致性的原因,一方面是司马迁与屈原都具有“发愤著书”这一共同的创作动因,另一方面是司马迁深受楚文化及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影响的结果。     

《碧鸡漫志》作者王灼生卒年补考

笔者旧考王灼生于北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卒年在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以后。今综合考察王灼诗文和相关史料,对生于崇宁四年说进行了若干补证,新考证王灼卒年在淳熙八年(1181)秋以后。